五岁时父亲血染矿车道?

在隐居田园、啸聚山林的日子，空气的新鲜、大山的伟岸、岩石的嶙峋、天空的高远、村民的淳朴，构筑着童年的图景。但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片真正的净土，世外桃源、乌托邦小岛，只不过是中外知识分子的想象而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浩劫发生在中国，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革末期恰值我能记事的时候。有几个夜晚，我们在村里的一块水田边玩，忽见一个亮团从山边腾空而起，把靠山的那面天空照得透亮，村里这边也被照亮了。那时候觉得很惊奇、害怕，生怕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有当过兵的村里人说，那是机场的照明弹。在山的深处有一个军用机场，随时都准备打仗呢。10多年后，我和几个旧时同学跋山涉水到这个机场游玩。我们见到了战斗机、机关枪和防空洞。机场一军官恶狠狠地拦住我们说不准拍照，要将胶卷作废。他将我们带到营房上面后，又变了样，笑着同大家聊天、讲官兵的故事。大家还合了影，兴尽而返。不久，还有两兵哥给一个漂亮女同学写了信。呵呵，估计他们太过寂寞了。文革时飞机还有其他妙用：撒传单。飞机担负起传媒的功能，这在我后来所学的采编业务里是没有的，可见那时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是无穷的。飞机一飞过，除拖出一条扫帚似的长尾巴外，漫天飘下的都是白色传单，纷纷扬扬，像下雪一样好看。我们战战兢兢地在公路上拾，但传单内容早忘了。村里的批斗会隔三岔五进行，可惜我没有见过。不过被押在小车上游行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倒是见过。屋前的马路是所有车辆的必经之途，游行车还没开过来，喇叭里震耳欲聋的声音便已冲过来，颇有先声夺人的气势。那时我特胆小，每到这时便吓得早早地躲在奶奶身后。等车走得稍远点的时候，就探出半个小脑袋，偷偷地看。蜿蜒且有点坡度的马路，一辆神秘而骇人的车，就那么深深定格在脑海中，像恐怖片。其实，我看到的只是皮毛。何清涟因为大我16岁，且居住在城区，自然比我看得多：“1968年的时候，湖南省邵阳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杀人案件，把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五种人吧，全部、全家给杀光，尸体就抛到河里或者就地处理，许多尸体每天从邵阳市的资江河漂流下来，当时邵阳人倾城出动，都去观看这些尸体。那些尸体惨不忍睹，有的女尸被挖去**，挖去**；有的一家大小尸体用一根铁丝从耳朵穿过去，捆在一块就这么弄下来；有的就是把手指用铁丝这么穿过去，扔在河里面……”作家**则更是描述过广西某地吃“四类分子”心肝的惨绝人寰的场景。19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山村似乎恢复了宁静。接着便是痛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印象最深刻的是放电影，露天的、免费的电影。一张白幕布往树上或屋前一挂，一大群人便早早围过来。每次电影开始前总会出现这样一个镜头：一笔将“四人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脸部轮廓全部画出，一气呵成，颇有王羲之之遗风，大伙都笑。我很小就能将这四个名字背得滚瓜烂熟，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一年后，传来了**的死讯。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母亲抱着我站在屋檐下听村里的广播。听着听着，大人们都哭了，正在做老师的表姐更是哭得大雨滂沱，好像天要塌了一样。而没人知道，就是从那时起，惊雷撕开了黑幕，冰河开始解冻，中国告别了最黑暗的一夜。我一点眼泪都没有，看着大人们纳闷不已。关于文革的感性认识仅此而已。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象是一片阴霾，像黑白照片，沉淀了过多的沉重、恐惧、莫测。多年后，我陆续阅读了一些关于**、**、胡耀邦等人的传记和关于文革的纪实、小说、教材。印象较深的是北大教授洪子诚所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记载着中国作家在那个时代凝血的双眸、歪曲的倒影、横飞的尸身。此时，我已经知道，成千上万人的殉道、被害，还有山村发生的离奇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当初为之痛哭的那个人和背后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认为：“在**炮制出的那‘四个伟大’中，毛只接受了一个，即‘伟大导师’，这仍然体现出他的圣人情结。发动文革是**走向圣人的决定性一步。他提出要将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也就是**思想的大学校），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雄心改造全世界人民的灵魂。“毛的雄心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的内心是孤独的。当时他曾写下‘一阵风雷惊世界’、‘凭栏静听潇潇雨’的诗句，两个反差强烈的意象暗示出他的内在矛盾。在写给**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阮籍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并自言与鲁迅心灵相通，都是解剖自己远比他人严格。可惜他的胸怀无人理解。“标准的政治家是在革命胜利后追求和平，而**却是虎气、猴气并存，骨子里不安定，天生要造反，甚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内心有不断破坏，不断创造的**。”文革期间，我家倒是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为父辈、祖辈都是穷苦人出身，属于“根正苗红”的一类，甚至父亲和好些亲戚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执行者”，家里就摆了一张从地主家“专政”过来的精巧的花雕床和八仙桌。我就在这上面睡觉、吃饭，一点也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每次填写表格“出身”一栏时，我都无比自豪地写下两个字：贫农。其实，贫农的命运在解放后也是很悲惨的。这个悲惨当然不是直接源于政治，而是源于经济，但经济往往又是政治的晴雨表。在大跃进期间，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1984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指出：“1958年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物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1989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有党史专著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可是，整个1960年，《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大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据母亲说，大跃进时期，村里饿死了不少人。大家先是去山上挖野菜吃，野菜挖完后吃树皮，树皮剥完后吃“观音土”。而这个“观音土”非常致命，吃时感觉能饱，但根本消化不了，吃的人就被活活胀死了。这和饮鸠止渴差不多。我的外公是在大跃进期间生病去世的。到底是什么病也没弄清楚，只知道成天夜晚咳嗽，咳到后来吐血，而且肚子痛得很厉害。由于没钱治病，只能拖着、熬着，他几次想自杀都被外婆死死劝住。一天清晨，外公忽然神色很好，从床上跳下来，说要出去晒太阳。大家都很高兴，以为有转机了，其实那是“回光返照”。几分钟后，外公栽倒在地，呼吸停止。爷爷到底是何许人物，是什么样子，母亲也说不上来。母亲只知道，我奶奶从一个叫黎家坪的地方迁徙过来时就是单身一人。黎家坪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奶奶家特别穷，据说那里的亲人都看不起他们。为了谋生，奶奶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从黎家坪迁移至双凤公社。她把大女儿嫁给了这里的一李姓男子，也就是我的大姑爷，把小女儿嫁给了李姓男子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姑爷，自此便在这扎根。要不，奶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谋生。很多年后，伯父一直想带着我们“衣锦还乡”，回黎家坪看看那里的人，出一口气，但因病逝未能遂愿。父亲和伯父长大后，渐渐变得有出息。伯父年轻时候去当了兵，参加过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身为志愿军军官的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志愿兵用血肉之躯抵挡联军的坦克、大炮，将生命留在异国的土地上。而一些被俘的战士在历尽艰辛辗转回国后，不是被整死，就是受到处分。伯父的“命”比那些牺牲的志愿军好。他虽然腿部中弹，但命保住了，且立了功。战争结束后，他转业至县民政局。我最喜欢他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那真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典型的“帅哥”，令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父亲念过初中，这在我们那儿可少见。他能说、能写、也能算数，算盘打起来“哗啦啦”响。父亲身材还算魁梧，力气大，打起架来两三个年轻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为人、声望。他一向耿直、善良，以德、才服人。当上大队队长后，他带领村民开渠引水、拓荒修路，为大伙作了不少贡献，大队惟一的一所小学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建的。奶奶一生贫穷、衣裳褴褛、省吃俭用，遗憾的是她与伯娘相处不太好。奶奶很疼爱我妈和我，常将自己省下来不舍得吃的红糖和红枣背着伯娘偷偷给我吃。伯父和父亲分家后，她便一直住在我们这边。那时，面对四周莽莽苍苍的大山，我好奇地问父亲，山外是什么？父亲告诉我，山外是县城，那里有许多大山一样高的楼房和星星一样闪亮的灯光。从此，我便分外向往山外的世界，盼望着有一天那些灯光能将我的一生涂抹得灿烂辉煌。没想到不久，父亲独自踏上了那条去往山外的道路。那是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百里外的一个国营大煤矿招人，据说如干得好，可以吃上“国家粮”，可以迁家属。至于父亲是否被这点所诱惑，我已经无可确认。反正，已经35岁的他不顾众人的劝阻，上路了。在父亲离去的日子，母亲和奶奶常有事没事走到马路前，留意着每天下午驶过的那一趟长途班车，期待着父亲的身影。我和哥哥在田园、菜地干活时，也止不住往路上张望。一个月后，父亲如期归来探亲，那简直像狂欢一样。他特地买了村里没有的馒头，并抱着我狠狠地亲了两口，胡子把我的脸蛋扎得好疼。从父亲口里，我们知道了他干的是采掘工，在井下工作。因为他有些文化，所以他还当了班里的支书呢。他准备以后把我们都接到矿里，过上好日子。我们都很乐。但没想到，23天后，父亲又回来了，不过是用大卡车运回来的。他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再也不能听到我叫爸爸了。在一次井下巷道的交通事故中，随着一声惨叫，父亲的头部被急驰的矿车活活碾过，鲜血、脑浆迸飞！清楚地记得，那时我5岁；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刚去煤矿2个月差7天；清楚地记得，那时有人说看到一个硕大的火球在家乡的马路上一滚一滚，就滚进了深渊；清楚地记得，那时整个山村的老老少少都在痛哭；清楚地记得，那时满地禾苗正在散发清香……父亲被安葬在屋对面的山上。那是一座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山，我们曾在山上看着远处县城依稀的灯火，想象着不可知的未来和世界。在挨近山顶的一小块平坡上，周围被挖得都是黄土。父亲就安息在这里。透过掩映的树林，田野、阡陌、马路、行人、老屋、自留地、后山、炊烟历历在目。在我懂事后的岁月里，不断传来矿难的消息：瓦斯爆炸、透水塌方、乱采滥挖、地沉地陷，一只只无形的恶魔吞噬着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矿主利欲熏心，视矿工的性命如粪土，有关部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长江在《当代》杂志发表的报告文学《矿难如麻》中呐喊：“中国有句成语叫‘杀人如麻’。‘矿难’在杀人！‘矿难’猛于虎！‘矿难’让人没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来自地下却颠覆于光天的一桩桩人间惨剧。”“杀人如麻”，还有另一层意思：杀的人多了，也就麻木了。杀人者麻木，旁观者亦麻木！2003年繁峙矿难时，矿主不仅残忍，而且狡猾。他们与当地政府勾结在一起，隐瞒真相，并不惜血本买通新华社记者，使其变成利益共同体，“穿一条裤子”，酿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丑闻。父亲走后，山路变得异常凄清。但我们仍习惯性地往马路上望，目送着每一辆班车绝尘而去，盼望着奇迹的发生。母亲和奶奶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常以泪洗面，给身心带来了巨大创伤。母亲经常梦见父亲，在梦中哭醒，醒来又哭，自此眼睛痛、头痛，为日后种种疾病的侵入埋下了祸根。我7岁那年，矿山根据国家工伤工亡事故有关规定，愿意接收我们全家入矿，解决城镇户口，安排母亲工作。母亲考虑了很久，为了我们子女的前途，便背井离乡，来到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奶奶年纪大不想去，便留在家里由伯父照顾。我们也时不时回家看望奶奶。记得有一年初冬，我随母亲、姐姐回去。当车至区（县的派出机构，后撤除）里时，才发现公汽停开。回去还是前行？母亲犹豫了好久，最终咬咬牙踏上了那条还有40里长的山路。已很难描述当时的情景，只记得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坡时，我看到夜幕中点点的灯火，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几年后，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奶奶也去了。奶奶活了80多岁，没有享过一点福，省下一点东西常要留给我吃。至今，我仍仿佛看见她在时空中，一遍又一遍，掀开一层又一层的布，把一小块红糖取出给我。后来，伯父也病逝了。严肃的他在生前很少和我们交流。有一年暑假回家，我看到他咳嗽不已，全身瘦骨嶙峋，手上青筋暴起，却依然忙着挑水、烧火、种田，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他们的生存与死亡，和山上那些不知名的花草一样。由于一生飘零，说起来不孝得很，伯父的坟我没去过，父亲和奶奶的坟我都只去过一次。每逢清明节，在矿山的大哥都要回家“挂青”。每逢这一天，我总止不住投箸凝思。我知道父辈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在艰难时世中艰难生存，根本谈不上建功立业，尽管他们也许有过这种想法。从某个角度而言，我是在延续他们的梦，在反抗绝望与无边黑暗。离开故土后，老屋变得冷清。倾斜的屋身，布满裂缝的墙壁。没有炊烟的袅袅升腾，没有家人的欢声笑语，惟有黧青色的瓦覆盖着屋顶，也覆盖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不过，这仅存的一点记忆也被一场大火烧去了。伯母后让一位与丈夫关系不好而出走的妇女住在老屋里面，不想生火做饭时竟起火了。表哥、亲戚、村民虽奋力抢救，但由于天旱缺水，屋子仍被烧去了大半。当我和哥哥赶往故乡时，触目之处皆是残垣断壁，烂砖碎瓦，俨然一片废墟。我轻轻地拾起一块瓦片，仿佛拾起了一段沉重的历史。那第一声啼哭好像又在耳边回响，往事悠悠如潮水一般涌来，一阵强似一阵拍打我的心灵。我默默无言。脑海里反反复复交替着两幅画面：冰天雪地中，一位青年手握砌刀一块砖一块砖往上砌，凛冽的寒风卷起他的衣袂，他浑然不觉；熊熊的大火如巨蟒吞噬着老屋，顷刻间浓烟四起，梁断墙崩。父亲在修建这房屋时，也许永远没想到它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山路仍然在延伸。它就这样连接着村庄与城镇，过去和未来，生存与死亡。祖辈、父辈在这条路上走过，探索过。而我亦丝毫不敢停留，踏着他们的脊梁和斑斑血迹，最终走出了重重大山，走向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