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仔到流浪记者?

经过大型外资企业环亚制衣厂企划主管曾继昶的介绍，我到该厂工作了一年半，主要负责企划管理，待遇丰厚，工资是我在内地的10倍。但这样的工厂都属于原始积累时期，员工每天加班加点，工作13、１4个小时，我们这些所谓的“白领”也不例外。我那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睡个午觉。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在《心相约》的随笔集子中说，每天清晨4点起床做“凤凰早班车”栏目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睡到自然醒。大连电视台编导藏江南也所见略同，在与我聊及这一点时开怀大笑。1995年5月，几经周折，我怀着对记者的无比向往，从公司辞职，进入广东新闻界，成为了一名“流浪记者”、“打工记者”，广泛涉及南粤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领域，思维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流浪记者”也就是“聘用记者”，90年代初产生于中国，不转档案和户口，不占正式编制。企事业单位所谓的编制，基本上是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存在很多桎梏。所以近年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媒体，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相继打破“大锅饭”、“编制”，采取“全员聘任”或“在编”与“聘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增加了活力。中央电视台、京华时报、新京报都是这样。当时，《黄金时代》发表了一篇关于“流浪记者”的文章，分析了这种现象并例举了一些人物。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所谓的“流浪记者”的代表人物大都已销声匿迹，并没有很大作为。而一些没有载入“史册”的人倒是干出了惊人业绩。“两条腿”走路，也带来了种种不公。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焦点访谈〉红皮书》中写道：“《焦点访谈》所属的新闻评论部，其人员目前构成主要是3种人：正式职工、招聘人员、临时人员。正式职工有30多人，招聘人员有40多人，临时人员则有300多人，有人把这3种人戏称‘三等人’。既然在体制上存在这样的划分，就必然会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临时的、招聘的，自感低人一等，心里不踏实，有后顾之忧，没有正式人员那种优越感，而且在待遇上也不一样。”梁建增还举了个例子，一次台里举行国际电影经典片的欣赏活动，主办者担心人坐不下，在通知上注明仅向本台正式职工开放。《焦点访谈》一位聘任青年对这活动非常感兴趣，想趁机混进去，结果被拦了回来。这件事在《焦点访谈》招聘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感到刺痛。广东的一些媒体同样如此，招聘人员与在编人员在升职、评奖、评职称、福利待遇上有很大不同。甚至招聘人员过年过节领的奖金也只是在编人员的一半，出入卡也有明显区别，人为地造成了“鸿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就是这样，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相对做得好很多。但不管怎样，程度不同，本质是一样的。“招聘”成了很多体制外记者心中永远的“痛”。多年后，当央视《新闻调查》邀我加盟时，尽管知道央视几乎不可能解决编制，我仍习惯性地问：“是招聘还是在编？”当听到可想而知的答案时，心里免不了嘀咕一下，对以后的去向多了些考虑。其实，这些都是体制存在的问题，人为地造成了不公。在西方，记者就不存在“编制”一说，全部是公司化管理和聘任制。此类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抛进垃圾桶。我相继在《广东法制报》、《广东地产经济报》、《广东人口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工作，见证了一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兴衰沉浮。在《南方都市报》，我们第一批记者凭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白手打天下，同报社一起成长。期间，我建立了近百人的政法通讯员队伍，发表了一些独家报道、“重磅炸弹”。学历低和招聘一样，始终是我的心病。当记者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看我一副还算文质彬彬的样子，被访者常会自然而然地问我是哪所高校毕业的，每当此时我便有几分尴尬，只得顾左右而言他。报社经常会来一些大学的实习生，当看到一张张年轻明媚的脸，当谈及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时，我只有临渊羡鱼的份。一些实习生毕业后顺利地分进省委、省政府或某些大报，而我面壁十年，也没有磨出一剑，只混了个没有编制的“流浪记者”。广州不相信叹息。我思索了很久，在这个重视能力但也重视形式的社会，即使我通过努力拿到了全省、全国的好新闻奖，但在学历上我始终抬不起头，我依然属于弱势群体。中山大学屹立在广州珠江和新港路之间，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世袭康乐公的谢灵运曾被宋文帝“弃市”于此，故中大也有康乐园之称。中大中文系是中南五省最好的中文系，鲁迅等名家在此任教过。1997年7月，我走进这个系的刊授中心，买自考教材、上辅导课、与老师交流。我计划通过2年自考拿到本科文凭，再去考研或读在职研究生进修班。由于工作还比较稳定，我利用晚上和双休日的时间学习，基本能够应付。文科大楼是去的最多的。一般是双休日清晨7点起床，像往常一样不吃早餐就匆匆搭上公交车。从正门直入100多米，就可以看见一幢写有“文科大楼”的建筑，那里就是我们中文自考生的“培训基地”。刊授中心在四楼，当时有3、4位工作人员，成天忙着回答考生问题、卖教材、开辅导班。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说话比较权威，后来才知道是这里的负责人。辅导班上课地点要么在文科大楼，要么在一教或三教，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自考大专班、自考本科班。其中自考班分为几种：双休日班、考前班、全日制班。读全日制班，我倒觉得没必要。双休日班我也只去听了《中国通史》，当时觉得无甚新意，老想打瞌睡，后来干脆不去了。考前班是尽量要去的，多数情况下是由出题老师讲课。上课免不了是要划“重点”的，但很多必考科目是全国统一命题，划了也没用。间或有选修课，但划得范围很宽，远比本校的本科生内容多。因为省高教厅自考办“大大的狡猾”，事先设了个题库，临考前在好多套题里抽。讲课老师不可能知道抽到哪些题，只能题无大小一律“通扫”。当你将老师划的内容都掌握了时，其实那门课你已学得差不多了。自考讲究“宽进严出”，毕业率不到10%。因此，声誉一直还可以，毕业生的基本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专业水准比起普通高校的学生，不会逊色多少。来上课的大部分是在职的，有些人大清早从外地赶来，大夜晚赶回去，在车上就要消耗4、5个小时甚至更多，非常辛苦。我也是挤出时间来上课，手机不敢关，好几次“铃铃”响起。那时上课，中午时间短，不方便回去休息。一般是先去校外拥挤的麦当劳买个套餐，一手掂着汉堡包，一手拿着可乐，边喝边踱到学校。在学校的大草坪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吃开了。完事后，嘴一抹，靠着大树就打起了盹。草坪成了芬芳的床。自考本科其实比专科容易，很多课程在专科都有涉及，不过是稍微加深了一点。1997年8、9月间，我在中大选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语言学概论》、《民间文学》。其中前两门是必修课，最后一门是选修课。《现代文学史》比较好学，没有《古代文学史》的语言障碍，也没有《文学理论》的理解障碍，所以考研时很多人首选现代文学方向。《语言学概论》则有点难度，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强，其中语音部分老让我搞混。《民间文学》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那时专门有本杂志叫《民间文学》，大32开，月刊，3角钱一本。小时候，它和《故事会》一样，成了我最喜欢的读物。虽然家里穷，但我总要攒下买冰棍和烧饼的钱，买下它们。一次不敢多看，想把那种阅读的快乐尽量延长。每本书都要看过3遍以上，有时隔几个月再翻出来“温习”，其乐无穷。而中大的《民间文学》课程则将我从小看的民间故事、笑话、谚语、歇后语、谜语、对联等民间文艺，上升到了理性思维阶段。学习时，我时不时比照一下年少时的感受，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中。这门课，是本科自考期间难得的有感觉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