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来自何方？

《左传·崔杼弑齐庄公》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为了如实记录历史，史官们前赴后继殒身不恤，连最高统治者也望而生畏，那是何等地悲壮，何等地执著！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闻记者就是历史的记录者，是广义上的史官。王禹稱有诗云：“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而谁最怕“直士”、“良史”？舆论监督的真正危险又何在？卢跃刚先后10多次被推上被告席，身陷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我没有许多报告文学同行那么好的运气，可以踏踏实实地打死老虎，然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容不迫安安全全地解剖一番。我碰到的大多是活老虎，大多是景阳冈上死缠烂打的局面。”他用3年时间为娄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划上句号后，随之介入重庆任亚非事件，这一战又是4年！重庆风波尚未了结，他又登上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咸阳故道，为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讨公道，真是宁可“战死而止”。“然而，我也是‘套中人’，与我的所有当事人那样，无时不生活在藩篱与枷锁之中。我这支笔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天马行空。而且，对手个个不是等闲之辈，等闲之辈干不出种种违反常理违反常规违反人性的事儿来。更多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军团，一个千丝万缕的强大体系。”赵世龙被戒毒所长控以诽谤罪，如果罪名成立将直接面临坐牢的危险！这是显性的危险，还有潜在的威胁。从“身份”的角度来说，他只是一名打工记者，没有编制、户口，甚至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我把我个人的能量用到了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个人去撞。”在北京流亡时，他对我说，报社有部门领导指责他不该擅自接受《新闻调查》采访，他已经不想在报社干了。他去了央视《社会记录》，但可想而知，仍是“打工”。或许，“在编”永远与他无缘。“编外”、“打工”，不仅是他，也将是大量记者一生的生存状态。卢跃刚、赵世龙体会过的悲凉是很多调查记者体验过或正在体验的。我曾对《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当我揭露一个大要案时，我所面对的除了被监督对象最直接的威胁外，还要面对可怕的‘无物之阵’：打击不力甚至相互勾结的司法机关、认为被报道‘抹了黑、添了乱’的政府机关、认定媒体‘有炒作嫌疑’并且‘影响社会稳定’的宣传机关、受到各种压力而将责任全盘推给记者的报社……‘黑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白勾结！明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枪箭齐发！’”“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身兼《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两报总编辑的程益中深有体会：“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他们还会出尽法宝，使用惯常手段，假政治正确之名，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向新生的新京报发射明枪暗箭。不要紧，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站在时间的前面，明枪暗箭瞄准的只能是我们的背影！对付脏水的最好办法就是离脏水远一点，抽身离去，拔足狂奔——向前！”只是，前方就真的没有“无物之阵”了吗？我们真可以越过此在的束缚，远离“套中人”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