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吗？?

中国第四届记者节这天，程益中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豪情万丈地宣布：“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掌声雷动。

热血沸腾。热泪盈盈。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像，惟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历任国家领导人秘书、顾问的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写道。

开国大典的那种盛况，李慎之以为

“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但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个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李慎之回忆说。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一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风雨苍黄，世事更迭。

胡风绝对没想到，不到6年他就被毛主席御笔钦定为

“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直到1988年去世2年后，才得以昭雪平反。

李慎之也被划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国依然在苦难和血腥的怪圈中徘徊。同样，新闻改革举步维艰，舆论监督道路漫漫。

作为同中国发展最快的报社《南方都市报》一起成长的首批政法记者、调查记者之一，在镁光闪闪的美妙景象背后，我体验到的更多是悲怆。

我没有很多新闻同行的好运气，没能进驻一个

“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媒体，没能享受在编人员的待遇，没能靠一两篇报道名扬天下，没能得到单位领导的青睐，没能靠歌功颂德轻易获奖。

我和赵世龙一样，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打工记者、流浪记者，不名一文，可以随意被弹压，被剥夺工作权利，严重地

“名”

“实”分离。我们仗剑行走江湖，将自身的能量发挥到极限，用

“带血的头颅”撞击着紧闭、窒息的铁屋子。在我发表的两千多篇报道中，除掉为

“稻粮谋”的反贪、刑事、民事、经济案例外，舆论监督新闻占了数百篇，监督的对象范围甚广，且大都是

“活老虎”：公安副局长、刑警大队长、派出所长、检察人员、法院院长、法庭庭长、司法副局长、武警支队长、武警餐厅经理、管委办主任、公路局长、工业局长、治保会主任、赌场大老板、香港大老板、韩国大老板、黑社会团伙、绑架团伙、电话宰客团伙、收容所、戒毒所、看守所等。

舆论监督对象的强弱往往决定了舆论监督难度的大小。我先后遭遇围攻、威胁、辱骂、偷拍、跟踪、窃听、流亡、陷害、封杀，那种末路狂奔十面埋伏的感觉刻骨铭心！

我领衔采写的《

“黑手”操纵宰客电话》是《南方都市报》创刊后至当时影响最大的调查新闻，《经理摧残卖化女局长庭长壁上观》是《新快报》创刊后至当时影响最大的调查新闻。

通过舆论监督，新化黑帮、隆回绑匪两个犯罪团伙直接被歼灭，广州火车站电话宰客团伙解体，被判刑、劳教、撤职、调离、处分的逾100人，其中科级干部8人，团、处级干部2人。

除对公、检、法、司、治安队等响当当的部门进行监督外，我还展开过全国罕见的对武警的监督，致使连公安人员也不敢抓、甚至被围攻的两名团、营级干部分别被判刑、撤职，我和报社也因此遭受空前的压力。

然而，艰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传播。由于当时《南方都市报》影响力有限，中国较大规模的舆论监督刚刚起步，网络媒体远没今天活跃，大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强，我采写的一些重大独家报道并未能像孙志刚案那样广为传播。

我微弱的呐喊，迅速消逝在荒原凛冽的风中。此外，从获奖方面而言，影响太大、罪行恶劣的舆论监督报道不讨上面喜欢，没被处分就不错了，自然评不了新闻奖，如韶关卖花女系列报道。

我所获奖的作品大多是为社会铲除了一大毒瘤、读者反响特别强烈、有关部门也能勉强能认可的，如广州火车站电话宰客及治安黑幕系列报道。

可以想象，如果我还在一线埋头奋战，没能出版书籍、引起媒体关注的话，我仍将被淹没在人群中。

也可以预料得到，如果我因打黑除恶而遭致血光之灾时，不仅得不到

“烈士”的称谓，恐怕没人会掉一滴泪，留下一声叹息。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先驱者的鲜血有时并不能唤醒群众的漠然，任何个体的作为都无法深刻改变现状。

为了不至于成为半市场经济状态下媒体的牺牲品，同时提高理论功底和单兵作战能力，我矢志考研遁身燕园。

我在《北大校报》开辟《大师治学》专栏，遍访正直善良的教授、院士；我在SARS和谎言一样猖獗、北大医学部承担北京1/4病人的情况下，用笔和心见证着医护人员、医学生的愤懑与悲壮；我辨析着孙中山孙女孙穗芳近乎

“刻毒”的怨言，感受着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北大演讲时带来的民主与自由之风；我成为《记者档案》、《中华新闻报》中第一个亮相的调查记者，《讲述》栏目陆续有三位编导通过不同途径不约而同地找我。

从表象上看，北大生活迥异于记者生涯，但就本质而言并无区别。在血战前行的媒体，我始终将打击和批判的锋芒直指邪恶，使受害者重新获得前行的勇气；在远离庙堂的讲坛下，我倾听着知识的声音，不断地行进与反思，寻求着批判的新维度。

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每一次媒体的访谈，我都在发出真实的声音，对虚假和罪恶进行着解构。

面对种种劫难和箝制，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能保持头脑的清明，不懈寻找真正的存在之路。

他们不管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不管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能固守沉潜特立独行，秉持布衣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或宣讲于坛，或躬耕于野，或著书立说，或干预时事。

当玉环飞燕皆尘土时，他们却一如既往地如鸟般飞越着空间和暗夜……时间开始了吗？

黑暗中，我一次次地问道。我多么多么希望，时间真的从此开始！噩梦永沉地狱！

然而，正如李慎之所忧虑的那样：“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本书主要以我个人的坎坷经历为主线，以点带面，以己观物，间接反映调查记者群体、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具有较强的自传性质。

因此，本书的书名是个体概念，而非集体概念。以我的功底和精力，尚无法将这个群体纳入视野。

况且，记者们个个身手不凡，根本无需我来代言。本书虽然与《暗访黑帮》有极少数重合部分，但也努力改变了陈述方式，并突出了其后续进展。

书稿写作历时一年半，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出版过程更是一波三折，让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出版界的现状。

在本书的构思、写作、修改、校对、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周晨、陈倩、黄报春、刘容芳、张璇、李海丽、陈敏、刘冬宁、吴耀俊、王术臻、时胜勋、林毅鹏、桑磊等朋友、同学，及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弘主任的鼎立相助，大量同舟共济过的记者、通讯员、朋友、亲人，也都是本书内容的见证人、参与人。

赵世龙、王克勤、江雪、朱玉给本书提供了封面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南方都市报》开创人、第一任主编关健率先提出了

“按新闻规律办报”，传播

“大众的声音”，并为我采写的报道撰写过20多篇时评，几次与我同进同退联袂出击，直接影响到我新闻观的形成。

他后因一篇国际新闻黯然退出，不久患病英年早逝。虽然他没有给予过我什么照顾，但其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新闻人气节，还有那爽朗的笑声，永远停留在我记忆中。

第三任主编程益中有着卓越的管理天才，其名字将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一起，写进中国新闻史。

尽管在我最为困顿，最为危难之际，自身难保的他没有出手援助，但他曾说的

“走了这么这么多人，我最舍不得的是曾华锋”、

“都市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又让我动容。一个成长中的人，其实所求甚微。

《南方都市报》和程益中所秉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批判意识、抗争精神、胆识才识，和北大精神一样，激励着我奋勇前行。

我的导师、知名文学理论家、北大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董学文教授，及师母、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北大校报主编魏国英教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并给予我独立思考、独立发展的空间。

董学文教授的导师杨晦先生是

“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主要成员之一、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这一师承使我的血脉直抵以民主与科学为圭臬的

“五四”精神。由于命运多舛，一生飘零，我与很多老朋友、老同事、老读者失去了联络，一些新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在此公布一下：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级研究生100871邮箱：zhfpku@，让我们握紧双手！

曾华锋2003年12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