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亡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柴氏的江山，建立了北宋。其后，赵匡胤以及群臣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通过南征北战，除了北汉和辽国手中的幽云十六州外，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统一。

天下初定，终于到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时代。北宋未来该怎么走，成了宋太祖的心病。赵匡胤虽然是武人出身，但是已经看到了武人当权弊病。他特别不想看到五代十国的情景重演，更不想看到某个武将像自己一样，篡夺他人的江山。于是，宋太祖和群臣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战略，抬高文官的地位，在国内大兴儒学。同时极力压制武将，削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深谙权谋，利用“杯酒释兵权”这样巧妙的手段，夺取了高怀德等宿将的兵权。功臣集团的兵权被夺取后，赵匡胤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建立起“以文制武”的政治体系。

首先，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文官集团建立了联盟，极力抬高文人的地位、荣誉以及待遇，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赵匡胤甚至还立下祖制，不得杀害士大夫。北宋对文人的重视，可见一斑。

其次，北宋统治者建立“以文制武”的军事制度，利用忠于自己的文官来压制武将。军事长官的位置，往往由并不精通军事的文官掌握，而以军事为主业的武将却处于附属地位。因此，武将在朝中逐渐边缘化，甚至成了文官警惕与鄙夷的对象。例如北宋大将狄青，他在边境屡立战功，并因功劳升任枢密使，这在北宋武人中是很少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仍受到文官的鄙视和排挤。一次，韩琦因故要杀狄青的爱将焦用，于是狄青赶紧为焦用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却轻蔑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就在他面前把焦用杀了。狄青见自己受辱，不禁气愤地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虽然韩琦和狄青都是枢密使，但是因为文人和武官的身份，地位却大不一样。面对这种情况，欧阳修曾说：“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

最后，北宋的统治者极力控制武将的兵权和军事自主权。北宋确立了内重外轻、守内虚外的国策，将绝大多数军队集中于中央，消弭边将造反的可能。同时，北宋通过制度建设，分割了武将的兵权。北宋的枢密院主掌调兵之权，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拥有掌兵之权。每遇到战事，皇帝临时派遣将领出征，谓之“率臣”。有人诟病此制度，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是造成宋军屡败的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很多人显然夸大了“兵将分离”的害处。宋以后的王朝，如明清两朝，同样运用兵将分离的制度，但是并没有造成战争的失败。然而，北宋的另一项惯例，却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那就是“决策御中”。

在具体战斗中，武将没有行动自主权，排兵布阵必须依据皇帝亲授的阵型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如何能得知。一个呆板的阵图，如何能保证战争的百战百胜？这项制度的发明者宋太宗也是武人，他当然也知道其中害处。但是为了治御武将，宋太宗还是发明了这种奇葩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削除武将的自主权，让他们变得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从而不敢作乱。宋太宗曾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很显然，宋太宗对于武将的要求是听话，打胜仗反而还是次要的。

北宋的武将受到来自皇帝和文臣的层层压制，有屈不能伸，有志不能行，最终逐渐归于平庸，甚至于背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样将领的军队，如果能够消灭敌国，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北宋的“穷兵黩武”

所谓的“穷兵黩武”，指的是“不顾一切，任意发动战争”，热衷于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在汉唐的某些时期，如汉武帝以及唐玄宗，都可以用穷兵黩武来形容。而我们的宋朝也可以这么形容。

在大众眼里，宋朝是软弱妥协的代表，向异族交纳岁币祈求和平，是对宋朝最为深刻的印象。而屈辱求和，又是我们从宋朝身上听得最多的词汇。这样的王朝也能穷兵黩武？

的确，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会给人以“和平主义者”的印象。然而从本质而言，这不过是宋朝遭受灾难性失败的假象。在很多时候，宋朝不仅敢战，而且好战。北宋建立于唐朝的废墟之上，但领土却要比唐要小很多，宋朝只不过完成了“小天下”的统一。辽所占据的幽燕，西夏所占据的河西以及独立的交趾，都是宋人心中必须恢复的故土。此外，盘踞于汉唐故土的蛮族势力，可不会任由宋人宰割，相反他们还会主动出击，威胁宋朝的国家安全。占据幽云的辽国威胁着华北平原，他们的铁骑越过黄河，旦夕之间就可以到达开封；而占据河西的西夏，又时刻威胁着关中地区的稳定。

为了夺回失地，防御游牧敌人的进攻，更为了抵御国内的起义与叛乱，宋朝维持了一支不断膨胀的军事力量。在宋仁宗年间，宋朝的禁军已经达到百万之多，要知道这些军队都是不事生产的职业兵。所以在宋朝，军费往往占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到战争时期甚至要占七、八成。这支庞大的军队，就是宋朝与外敌相抗衡的资本。

笔者之所以说宋朝是穷兵黩武，并不是因为其与辽、西夏、金国的战争行为。收复故土，从游牧民手中保卫国土是非常必要的，是“义武”，而不是穷兵黩武。然而，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往往表现得相当轻率，显示出十足的军事冒险主义，十分缺乏计划性和战略性。而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冒险主义，是宋朝战争失败和灭亡的根源。所以我才说，宋朝是穷兵黩武。那么宋朝到底经历了几次军事冒险呢？

宋朝的军事冒险

终北宋一朝，其军事冒险主要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宋辽战争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深知辽国的厉害，曾经想用巨量的金钱，从辽人手中买回幽云十六州，以求得和平解决宋辽争端。

但宋太宗上台后，得位不正的他急于通过军功立威，于是改变宋太祖的政策，决心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这显然是一种没有深思熟虑冒险行为。宋太宗首先攻灭了辽国的附庸北汉，并乘胜攻入辽国地界，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宋辽战争。宋太宗两次北伐幽燕，但都先胜后败，功亏一篑。两次战争，宋军都伤亡数万人，丧失了精锐的老兵，损失相当大。从此，宋军似乎患上了契丹恐惧症，在与辽的作战中落于下风。

1004年，萧太后和辽国皇帝组织数十万大军，深入宋朝地界，兵临黄河边的澶州，宋朝面临灭国之危。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深受鼓舞的宋军在澶州城下挫败强大的辽军。于是辽国见好就收，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从此宋辽形成均势，两国维持了近100多年的和平。

从宋真宗年间开始，北宋进入了内部整顿阶段，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国内的稳定。与北宋类似，西汉与唐朝都曾在初期面临优势的外敌，也都选用了暂时对敌屈服的政策。西汉和唐朝运用中原优越的经济条件，很快建立了对外敌的巨大物资优势，最终反客为主击败对手。澶渊之盟后的北宋，本来也可运用此策略，然而宋朝却没有。宋朝统治者决定维持现在的和平状态，将收复幽燕的梦想埋在了心里。

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当即劝说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继承宋真宗登位的宋仁宗，也与其父宋真宗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祸患主要在内部，外敌不过是次要问题。

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修文”政策自然没错，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的财富的确得到了较快增长。但是他们的“偃武”政策，却非常的短视，在契丹、党项等外敌没有平定的情况下，就自废武功，无异于开门揖盗。宋朝承平已久，迅速出现“将士惰偷，兵革朽钝”的情形，宋军本来就不强的战斗力，极速下滑。

宋朝文恬武嬉，疏于戒备，最终导致河西军阀李元昊的反叛。李元昊悍然称帝，立国号为西夏，并且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宋军迅速出动，集中大量兵力投入到对西夏的战争之中。从此宋朝的军事冒险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表面上看，西夏与宋并不在一个级别。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西夏都不及宋朝的百分之一。在与西夏的战斗中，宋朝都是兵多将广，物资、器械堆积如山。然而长期”偃武“以及对武将的压制，终于造成了恶果。宋军兵多而不精，兵器质量十分低劣，甚至不及西夏这个小国。同时，由于武将长期被压制，加之宋朝开国的宿将逐渐去世，在将领方面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当时的将领多是怯懦无能，素质低下之辈，当面对强悍的党项骑兵时，结果可想而知。

在战斗中，李元昊使用诱敌深入之计，佯装败退。而宋军犯了”冒险主义“的老毛病，居然轻装疾追，结果无一例外地被李元昊杀得大败。宋军连续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遭遇惨败，人员器械的损失可以用骇人的来形容。打不过辽国也就算了，现在连小小的西夏也打不过，北宋朝野哗然。这次失败，堪比后来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

在惨败之下，北宋突然进入了“朝野皆谈兵”的奇怪时期。朝廷放弃了“偃武”政策，放开舆论，鼓励国人进献御敌良策。在这种情况下，从前耻于“言兵”的士大夫，纷纷就前线军事态势发表看法。如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等人，都提出自己对于西夏的军事策略。

为了击败夏国，在宋神宗支持下，名臣王安石开始主持了富国强兵的变法，并且初见成效。然而，宋军积弊已深，不是一场变法就能彻底解决。

在王安石变法初步取得效果后，宋神宗欲修汉唐故事，将矛头不仅指向西夏和交趾。不想，交趾探明宋朝有”图己“之意，遂以去除王安石暴政为名，悍然对宋朝边境发动进攻，屠杀边民近10万人。其后宋军反击，但由于瘟疫流行，并没能彻底收复交趾。

在宋夏战争方面，宋军自恃强大，遂主动出击。宋神宗信心满满，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宋军轻敌冒进，受到了西夏人的埋伏，遭到了一连串的惨败。在现实面前，心灰意冷的宋神宗被迫放弃对西夏强硬的政策。

从宋哲宗到宋徽宗年间开始，北宋进入了军事冒险主义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王安石变法的成果逐渐显现，宋军军力和财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对西夏作战方面，宋朝已经恢复了攻势。此时的宋夏战争，再说宋朝是冒险主义是不公平的，宋朝君臣采取了断其羽翼，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公元1068年，北宋对西夏侧翼的河湟地区发动攻势，并在王韶的指挥下开地千余里，收复了唐朝丢失于吐蕃的部分领土。北宋凭借强大经济优势，在西夏国境线上大筑堡垒，逐渐蚕食西夏的领土。西夏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被迫主动出击，最后败在了平夏城下。随后，宋军在童贯的带领下，攻占西夏的横山天险，陷党项人于灭国的边缘。

西夏方面的战事很顺利，在辽国方面，宋朝迎来重大机遇。原来辽国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已经奄奄一息。宋徽宗君臣认为，这是夺回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宋朝背叛盟约，转而与女真人签定”海上之盟“，共同攻辽。随即，宋军拼凑起十数万军队，向幽云十六州进发。由于缺乏对于幽州的作战计划，宋军甚至满以为该地的汉人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没想到，宋军并没有得到当地人民支持，以优势兵力反被辽国的残余杀得大败。

宋军落井下石讨伐辽国，不仅是一个无耻至极的背盟行为，而且是一个愚蠢无比的策略。宋朝没有想到，在攻取幽燕后，面对的将是更强大的女真人。宋朝被辽国残余击败后，女真的金国人重复见识到宋朝的虚弱，遂大举进兵，两次包围了开封，最终制造了”靖康之变“的奇耻大辱。

宋朝是个“自废双臂”的好斗者

宋朝既“崇文抑武”，同时也“穷兵黩武”，最终造成了极大的后患。宋朝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危险，使其不得不重视战争。然而，宋朝却轻视战争的绝对主角——武将，唯恐他们像唐朝、五代的前辈一样，犯上作乱。宋朝对于武将的过分压制，其实是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在战乱频仍的时代，更是一种自废双臂的行为。宋朝就像是一个好斗的人，面对强敌却切掉了自己赖以御敌的双臂，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耻辱性的失败。

北宋灭亡后，南宋继承了其既”穷兵黩武“又”崇文抑武“的政策，丝毫没有吸取前者的经验。为了防范武将，宋高宗甚至杀害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做出了自毁长城的悲剧。宋高宗之后，南宋曾两次北伐，但每一次都是轻敌冒进，被金人杀得大败。不仅没有报仇，还获得了更加耻辱的待遇。宋人无能的表现让金人非常鄙夷，即使他们被蒙古人攻取半壁江山。在灭亡前，金哀宗仍揶揄宋朝。他认为自己只要带3000甲士，就可以横行江淮。

在金国灭亡前，南宋又重演了北宋灭亡的愚行，帮助强悍的蒙古消灭了金朝。为了收复失地，南宋又冒险实施端平入洛的战略，结果中了蒙古人的埋伏。精锐的宋军在此役，不仅没有收复一片领土，反而全军覆没。哲人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宋朝很显然不懂这一点，终于成了一个整体性灭亡于异族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