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字 号（七）

【解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帐薄也被付之一炬。没有帐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帐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日升昌和其它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采访】余秋雨学者当时非常讲究这一点，如果缺少这种道义感的话，人们怎么能够相信，把我的钱交给山西票号，完全交给它，怎么能够相信。它又没有国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现在我们想的，靠什么样的一个支撑，使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它没有。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我们又不可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把它违反信用的地方，我们来请法律来保护我们。既不是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商人居然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来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个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欧洲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刚建立起来的情形有点不一样，他们真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第一度他们从农耕文明，转向商业文明的时候的人格转变，是一种背离性的，那么这一种是组合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