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9)

伟人是不能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要这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迂腐的学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对自己的工作满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会同意他的，他在赞扬那些人，并且他特别表扬他们所可能让他们自己说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话。他深信不疑：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严肃的"，他们能以神秘的方式看出善是怎样由恶而来的，以及一般说来，他们能帮助我们坚忍地负荷起别人的不幸。在全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里，意气慷慨的青年人都在忍受着这种枯燥无味的废话，于是他们就很容易鄙弃所有这些传统中的伟大名字了。例如，以莎士比亚为例，他那被人虚拟"肃穆"竟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学院式的连篇空话的主题。这里就是他那"肃穆"的几个例子：当我们诞生时我们就要哭叫：我们居然来到了这个满是笨拙的大舞台。还有：我们之于神，就像苍蝇之于我们，神弄死了我们，在寻他自己的开心。还有：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好处，就是我学会了去咒诅别人。尽管《麦克白斯》里的那段名言是众所熟知的，我还是不能略掉它明天、明天、再明天，日复一日地慢步向上爬，爬到了时间记录最后的音节，我们所有的昨天都在向笨伯，照亮了通行黄泉的道路。熄灭吧，短促的烛光。生命只不过是缓步的阴影、可怜的演员，他在舞台上炫耀并消磨着他的时间，然后就再也无声无息。它只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咆哮，可是意义却等于零。不，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肃穆"的。确实是他们具有一种终极的勇气，一种能在自然界只安排了恐惧的地方创造出美来的本领，那在猥琐的精神看来仿佛就是肃穆。但是他们的勇气都必须能超过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更深一层地看透了自然界的无情和人类的残酷。用好听的谎话来遮掩这些事，那是懦夫干的事；伟大人物干的事则是以坚定不移的明彻性来观看它们，然而却又高尚地在思想它们和感受它们。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伟大的那种限度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干的事。但是读者们可能感到，这一切都是文化史的题外话。我不能同意。在文化史里面，资料太浩瀚了，所以选择就是必要的。而选择，至少部分地，就必须受着一种价值感的指导：我们必须有某种试金石，可以用来鉴定谁才能配得上我们去纪念。确实，这并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原则，有些人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而必须加以研究的。哪怕假如我们对(比如说)穆罕默德评价不高，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是信仰他的。但即使那时候，标准也还是必要的，假如文化史要加以有益地研究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不分皂白一味去赞颂随便哪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发现自己是在崇拜魔鬼了。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那是科学自身无法提供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文化研究中却是应该牢记的。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哲学思考的人，在我看来，文化史最饶有兴趣的那部分就是哲学史，尤其是它和宗教的关系。哲学在希腊人那里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而开始的，它体现了在商业的过程中，被带到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因而便要求有某种比部族的传统更多的东西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基础的那种人的怀疑主义。当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不完全的；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大程度的自由思想，也还保留着我以前谈到过的那种对命运的或者说对宇宙正义的信仰。但是他们的合理性(当其存在的时候)，要比他们的不合理性(当其还存在的时候)更为令人惊奇。他们摒弃了奥林匹克的诸神，他们形成了普遍的因果这一概念，并且他们力图发现现存的宇宙可能在按照自然法则而演化出来的各种方式。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它的检验--是在原则上，如其不是在事实上的话。现存的偏见之存在，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注意到；如果有任何人曾指出了它们是偏见的话，那么早期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是会放弃它们的。但是希腊哲学并没有继续实现这一光辉的开端；哲学的天堂里有一条蛇①，他的名字是毕达哥拉斯②。奥尔菲斯③的宗教有着信仰复兴的特点，它俘虏了许多此前是理性主义者的希腊人，于是奥尔菲斯主义就有一种形式被毕达哥拉斯引入到哲学里面来，它不再是诚挚地渴求理解世界，而变成了一种通过陶醉而追求得救。奥尔菲斯主义是对酒神巴库斯的崇拜的一个支派，但它是追求以精神的陶醉来代替原始崇拜的那种**裸的酗酒陶醉。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头脑醉醺醺的，始终都被人认为里面具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只要它有着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观则始终被人认为表现着一种心灵的局限和平庸。这种看法从毕达哥拉斯传到了柏拉图，从柏拉图传到基督教的神学家，又从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传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以及无数的空话搜集者，只要当男人们和女人们厌倦了真理的时候，这些人就活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