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12)

对于一个组织，我们要考虑三桩事：它向公众提供了什么?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员提供了什么?和它向它的领导们提供了什么?其中的最后一项，在实践上是太经常地要压倒前两项了。这一点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一个人在市场上提出要推销最好的肥皂。他用巧妙的广告使得公众相信了他。然后他把他的发明卖给了一家公司；公众发现了它在弄虚作假，于是公司破产了，但是肥皂的发明者本人却仍然保有他自己所发的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某些南美洲国家里，独裁者们的惯例是要掠夺人民大众，直到他们激起一场革命；他们把收益投到国外去，并且随时有一只快船升火待发；停泊在他们首都的港口里等待着他们。在革命一旦开始时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开始逃往巴黎，此后就安享快乐。这些政治上的独裁者，就有似于我们企业中的肥皂制造商。但是这类人还不如那些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权力的人们那么有害。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暴政，除非是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民主政治就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办法，但是它将不会是一种完全有效的办法，除非是能把它扩大并伸展到一直是把它排斥在外的经济领域里面去。这一整个主题的根本材料，只能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一个世界国家假如建立了，是不是就会稳定?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有关组织的科学的一个问题，因此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着历史学来加以阐明的问题。要说(像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凡是未曾发生过的事就永远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一种谬误的论证了。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辽阔帝国，并且由于建造了良好的道路系统而能够把它凝合在一起。罗马帝国还要大，它是由于有了更加良好的道路系统而成为可能的。显然的是，飞机在远比罗马道路系统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在使得更大的国家成为可能这一点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着它将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创立，并且特别是它会使得一个世界国家稳定，假如它能垄断了空中权力的话。要创立一个世界国家是有着许多严重的障碍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果它一旦存在的话，将会很难保持下去。怎样以最佳的比例把纪律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很快地解决，假如我们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独裁制这一对对立的危险的话。自从希腊的兴起以来，在这上面就一直有一种摇摆，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但是无穷无尽的跷跷板游戏肯定不会是人类智力所能指向的最佳值。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僵硬的传统体系之中慢慢地在积累着被压缩了的精力，那是终于要冲破它的束缚的；旧的习惯首先是在舆论的领域里崩溃，然后则是在行为的领域里。最伟大的创造时代，乃是舆论是自由的，而行为却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旧习俗的那些时代。然而，终于是怀疑主义冲破了道德的禁忌，社会变成了无法维持的无政府主义，于是自由就被暴政所取代，而一种新的严厉的传统就又逐渐地建立了起来。在希腊，荷马的英雄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并且还有一套即使是破坏者也不会怀疑的道德法典。到伊士奇鲁斯①古老的僵硬性多少是松弛了但仍然存在着，然而智者派都孕育了怀疑，于是攸里披底①就感到惶惑无主了。结果，在一个异常之辉煌的时代而后，便是一场普遍的沦丧，最先是道德上的，然后就是在他们的优越性的各个方面。严峻的罗马人把羁轭加给了他们，然后又轮到罗马人自己变得先是智慧了，然后就软弱了。基督教要比以前的任何宗教都更严厉，它又创造出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群体的精力被驯化了，而个人却僵化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纪律又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天才与个人主义的短暂时期，但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和宗教反改革运动所扑灭了。与此相似，浪漫主义运动导致我们今天的独裁制。但是我们必须说，英语民族要比欧洲大陆的各个民族屈服于这些摇摆更少一些。要解决自由与纪律之间的这一两难局面，我们就显然地必须求之于一种妥协。我们不能赞许根本就不容许有个人成绩的地盘那样一种社会体系，也不能赞许过分的个人主义在其中使得整个社会体系都不能安定的那样一种社会体系。有人会论证说，智力和道德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对立，惟有愚昧和迷信才能使人善良，而一个知识上得到了解放的人就注定了是会完全自私的。不过，这是一种蒙昧主义的理论，它对于道德和智力都采取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在对青年的教导中，当真正的道德和迷信的道德是无望地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是很难把这两者分开来的。假如你被教导说，发誓和偷窃是同样的罪恶；那么当你认定发誓是可以容许的时候，你就会下结论说偷窃也是无害的。真正的道德决不会是智力就可以推翻的那种东西，而智力也决不会必然就促成自私心。只有当大公无私是出于错误的理由而反复加以灌输时，情形才会是如此，并且又只有是在它的视野是受到限制的时候。在这方面，科学就是文化中的一个有用的因素了，因为它有着一种为智力所无从动摇的稳定性，并且它会产生一种非个人的心灵习惯，能使得人们去接受一种社会伦理而非一种个人的伦理，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而历史学对于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一种死气沉沉的传统主义这两者，或许都是一种更好的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