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Quarantine（一）6

古义人下榻的高等研究所的公寓，据说是革命前盛行在柏林建别墅时，俄国富豪们盖的奢华建筑。门厅装饰有罗马风格的壁画，正对面二层楼上的圆柱直通天花板。古义人住在三楼，从窗户里能看见下面的湖。圣诞节休假后，紧接着是千年之交，从通宵焰火的除夕到新年过后，大学再度开学时，古义人往返都坐汽车了。从常去买食品和葡萄酒的哈根布拉茨坐车到柯尼西斯特拉塞，在繁华商业街库达姆站之前的拉特那乌布拉茨换车，一共不到三十分钟的路程。柏林常常夜间下雪，白天就停了。到了早上湖面冰雪覆盖，公路上也冻了一层冰，天气阴沉，但并不妨碍交通。一天下午，古义人上完课，结束了属于工作时间的答疑，离开学校时天色已十分昏暗了。这时听见一个日本女人在叫他，声音有些耳熟。沿着积雪中的一条小路，从后面跟上来的女人，裹着长及脚踝的大衣，给人感觉与众不同，古义人立刻想起了刚来这里时跟他说过Madchenfuralles的那个女人以及含着"袖珍口琴"似的嘴唇轮廓。"请允许我在您回公寓时和您一同乘车。尽管我也说不准利用这段时间能谈点什么。"然后，她不等古义人回答就贴近古义人身边，一边走一边威胁似的，又仿佛过分亲密似的说起来。"您怎么没有使用Madchenfuralles之类的词语呀？我给您打了好几次电话，还请办公室把电话给转到公寓去，可是一直没人接。"在东京的生活中，古义人从未遇到过如此强行和自己同行，并且说个不停的人。从位于住宅区的柏林大学的教室到汽车站大约需要十分钟左右，沿着干涸的池塘形成的公园走下斜坡，再走上斜坡的这段路，古义人其实很少自己一个人走。且不说答疑的学生，那些听讲的日本侨民和给台北发稿的青年记者之类的人都会和他一起走，而自己只要克服了本能的拒绝反应，也觉得这样边走边谈挺有意义。和古义人并肩走的女人，竖起大衣领子，迈着大步，和座谈会那天晚上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忧郁疲惫的日本女人判若两人，给人以在柏林街头随处可见的，充满活力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当地女性的印象。她所谈的内容本身就具有与其装束和步伐相吻合的攻击性。"有人常说，是一个我认识了很长时间的德国人说的，他说日本人爱说过于个人性的事，就连作家和电影导演的讲演也不例外。我曾经怀疑是否确有其事，听了先生的讲座我才相信了。连您这样的作家都常常谈及个人的事。""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我的英语发音不准确，不容易听懂，所以我一直把在美国大学讲课的讲稿复印给学生。上课时，一边念讲稿一边注解式地讲课。由于讲稿是特别生硬的文体，所以为了使讲座显得柔和亲切便讲了一些个人的事。""您今天的讲义是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讲演稿吧？它本身就基于个人的回忆吧。从有残障的阿光的音乐入手，来寻求普遍性的创作宗旨的确令人感动，不过有的德国人觉得讲演过于个人化了。""你说得对。"柏林冬季特有的寒风刮了过来。古义人尽管位于钵状斜坡底部的旋风中心，但是讲了两个小时不流畅的外国语后的燥热头脑和冰冷的身体之间的落差，使他感觉自己悬在半空中。对方似乎也有所察觉，便随意换了个话题。"那边的高处积了好多雪，没有人走……您看见下面有个女人在遛狗吧？看见和女人一起的男人坐着的那个圆石头了吧？那块石头据说是被挪威附近的冰河挤出来，滚到这儿来的。""那个圆石头是从挪威滚过来的？""我也没说只滚过来一块石头呀。"女人反驳道。走上电车轨道上面的过街桥，古义人瞄见远远驶来一辆高大的公共汽车，可是又不好立即抛下这女人去追车。在下班后的下午四点前后，这条线路的车是一个小时三趟左右。古义人做好了精神准备来应付等下趟车这段时间中的谈话。女人转入了正题。"我是为了再次向您致意才来的。这回请您不要再丢失了（女人将名片递到古义人的胸前说道，仿佛看透了对方不情愿接受似的，直到古义人接住名片，还拿了一会儿才松手）。想必您从吾良先生口中已经听说了我原来的姓了。我现在的姓是和我现在的丈夫的姓合成的。他来自联邦德国，从事东柏林地区的再开发工作，也就是不动产方面的实业家吧。不过，他对于文化事业有着充分的理解，从不干涉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正在进行中的事，想必您也听吾良先生谈过吧？就是将吾良先生的剧本请朱连道尔导演以后的新一代导演中最优秀的导演拍摄的计划。谁想到，吾良先生竟发生了那样令人痛心的事。正如我跟您说过的那样，那是Madchenfuralles的复仇。吾良先生为这些麻烦事而苦恼。但是吾良先生是非常重视这个工作的，他说过，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和我一起做这个工作，这说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他希望我代他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传真都可以证明他有这个想法。"与此相关的是请先生见一个人。这位先生就是比刚才提到的朱连道尔还早一代的著名导演，相当于新电影导演们的师傅辈。现在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了，主要致力于哲学著述。同时，为一些健康的电视台制作长时间的节目。他说无论如何要在这个节目中采访先生一个小时左右。"下个星期日的上午，先生应该有空，刚才我已经听日本学科的副教授说了。那位先生还同意担任翻译。您看可以吗？"是吗，太谢谢了。到了那天，那位先生开车到公寓来接您，直接去采访会场。地点在波茨坦广场上有名的饭店。下周开幕的柏林电影节……说起来也有吾良先生的作品参展吧，真让人怀念哪……采访是在主会场，刚才介绍过的那位导演要我们使用那个大厅来拍摄采访。"日本的电影代表还没到柏林呢，不然就能给您介绍一些有名的人物了，真遗憾。听说先生由于和吾良先生的关系，反而和电影界的人很疏远。"古义人站在立柱上写有Ｈ标记的站牌下面，任凭冷风的吹打--听说那边还有个很大的公园，古义人没有去过，公园里有医学部和有名的马克斯·弗朗克研究所--渐渐地他已经放弃了对妇人讲话的抵触，倾听起了名片上写的ItsukoAzumaB?me夫人的夹枪带刺的宏论。古义人不记得这位东贝姆夫人说的，德国导演根据吾良的剧本拍摄电影这回事。但是，本性柔弱的吾良怎么会有气力反驳此人的雄辩呢？尤其是和此人的女儿又有某种关系，就更不好办了，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就……他只听吾良生前说起把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电影的收益存放在洛杉矶，用当地的演员和创作班子拍摄新片。如此推论，怎么能说吾良没有考虑过在仅次于美国的，动员了更多观众的德国也推行同样的计划呢？另外，这还是三年前柏林之行刚回国后的事。吾良曾经说过要将德国年轻的电影研究者翻译成《DerstummeSchrei》的长篇小说解体，再作为实验性的影片重新结构的计划。当时，吾良还问过他是否愿意放弃电影版权，让研究者们去自由发挥。这是难得一聚的吾良和千樫、古义人以及各自家庭的第二代，在六本木吃饭那天晚上谈起的。古义人只有听的份儿，千樫则不满地说，不但不给电影本版权费，还随意将作品解体，这样的话，小说家也太吃亏了。吾良无言以对，只得沉默。当时，古义人就觉得这个建议不像是吾良自己想出来的。在傍晚阴郁的天空下，上层也坐着乘客的双层大巴像轮船似的摇晃着移动过来--时间刚过四点，古义人却总这样感觉--古义人说完道别的话，女人那蓬松的黑发包裹的小脸上露出了尴尬的表情，似乎古义人做了什么粗暴的事一样。"我并不是要跟着先生回住处。这辆车开往波茨坦广场，您不知道吗？如果我也对先生做出Madcenfuralles的事，您怎么办哪？"东贝姆夫人利落地上了车，登上了通向上层的弯曲楼梯。古义人不由自主地跟着爬上去，并排坐在了最前排右边的座位上。这时，夫人以有分量的沉默代替了等车时的雄辩，古义人更觉不便搭话，将目光转向了渐渐热闹起来的库达姆商店街。汽车到了拉特那乌布拉茨，古义人向东贝姆夫人点了点头，下到了一层。夫人威严地不停地点着和年龄相比黑得不协调的脑袋，古义人看见在她的嘴唇四周明显地出现了含着微型口琴般的两条直线。古义人穿过宽阔的马路，朝着要换车的车站一边走一边抬头望着黑沉沉的天空，视线再度落在脚边。"原来如此啊！"古义人叹息般自言自语着（在外国的生活使他恢复了这一习惯）。但是周刊上登的那张姑娘的照片是这样的吗？据说那张照片是姑娘和在那个出版社工作的男友一起搞的恶作剧，神情忧郁的吾良坐在一旁。如果那个姑娘的嘴唇四周也长着像母亲一样的平行线的话，给她起了"微型口琴"绰号的吾良，在对于女人的观察上，确实使我望尘莫及！这种能力使他无法避开与女性的纠葛，这也正是吾良之为吾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