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惨的一年(3)

在布鲁克林区的

“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

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

《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

“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

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

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

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

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

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

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

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

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

“撵房客”。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

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

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

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

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

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

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

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

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

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

——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

特此通告。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

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

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

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

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

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

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

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

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

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

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

“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

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

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

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

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

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

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

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万元，年息是42%。

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

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

“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

“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

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

“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

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

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

“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

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