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4)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询问和察看了我的病情。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在急诊室里边还有间小屋，小屋的中央孤单单地放着两张床。我躺在一张床上，在接受输血的同时环顾着这间小屋。这间屋非常陈旧了。四周的墙壁斑驳发黑，房中的灯光也很微弱，整个色调是黯淡的。在另一张床上早已躺着一位农村老大娘。她的老伴默默地坐在床边。这两位老人的年龄很难判断。不过这两张饱经风霜的脸使人一望而知其过去生活的艰难。而如今他们面临着的又是一个不幸!两位老人与这间小屋的气氛相当协调，构成了一幅色彩浓重的悲哀的油画。可怜哪!我不禁联想到自己见过的一些农民。他们不也是艰苦奋斗一辈子，最后就无声无息地成为一黄土吗?(当然，如今的富裕户农民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虽然我这一生中也曾经受过不少挫折和痛苦，但我有创造，有成功，有欢乐。如今我同那位老大娘一样躺在病床上。她已是日薄西山，而我呢?我的年龄毕竟是如日中升，只是现在有一小片乌云飘浮过来遮掩了我生命的阳光。但这是暂时的，乌云很快会随风而去的。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以及那位中年大夫果断地采取了措施，不然真难以想象。然而这几口血使我醒悟到问题的严重了。我问陪着我的同志：“比赛我还能参加吗?”没有答复。但那眼神已作了肯定的答复。可能别人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怎么还问这种傻话?但这对我却是太突然了。我预感到的最后一次的棋赛，就这么失去了吗?我连再拚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我的运动生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令人绝望的打击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将头埋在床上，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我又感到如此突然，如此不能想象!对于死亡，我想得很少，而且我从来不感到死亡有多可怕。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均要遇到的，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陈祖德是为围棋事业活着的，我已下了近30年棋，我不能离开纵横的棋盘和黑白子!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这位热心的副市长听说我病了，马上驱车到几位医生的家中，把他们从被窝中请了出来。这几位医生给我认真地做了检查，由于查不出其他症状，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急性胃炎，对于吐血病人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结论了。但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在20岁左右确有胃病，后来很多年我的胃一直不错，怎么无缘无故得了急性胃炎?不去管他，反正这次诊断出胃炎是好事，这次“新体育杯”虽然参加不了，但不久我就能重返棋坛。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我将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人们一定要我躺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时，我真哭笑不得。我想自己便血了20多天，还不是把全国赛下完了，如果被医生知道，早就禁止我比赛了。医生的话有时要听，有时可听不得。还真巧，附属医院负责我的周医生是个围棋爱好者。成都市的围棋活动非常普及，走到哪儿都能遇上围棋爱好者。周医生与我一见如故，对我关怀备至。我深感围棋爱好者对围棋手和对围棋事业的热诚。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10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我心里不免埋怨一些同志太大惊小怪，当然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是感激他们的。敏之的眼睛有些红肿，我问道：“你哭了?”她不回答，也不用回答。我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人还是胖胖的，食量依然和平时一样。医生已诊断是急性胃炎，敏之总算放心了些。但她心里在嘀咕，她想我好端端的一个人，这次发病有些蹊跷。她一面跟医生商量如何给我进一步检查，一面找了些医书和我一起翻阅。我对医书毫无兴趣，但她那样认真，我只得奉陪。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胃窦炎、萎缩性胃炎等医学名词。我虽然不愿看医书，但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人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好，就给我找来了不少书籍杂志。躺在病床上看书真是一大享受，人的一生中只要有下围棋和看书这两个爱好，那保证一辈子不会寂寞，生活永远充实。在众多的书籍中，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叫做中江兆民的一本著作《一年有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中江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他的生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并没有忧虑重重，而是认为“一年对我来说已是寿命的丰年”。他带病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一年有半》，这之后，他的病势日益加重，已无法讲话。但他又写了一本《续一年有半》。他的生命之光虽然已极其微弱，但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光彩夺目。我欣赏中江的人生观。他不怕死，面对死神那样的坦然；但他又极其珍惜生命，使短暂的生命展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呵，人生在宇宙中是那样的短暂，不要说30多岁，即使100多岁、300多岁，不也是一刹那。从这点来说，生命是短促的。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再哀叹生命的长短，而只着眼于人生的价值了。中江的启示，使我躺在病床上兴奋莫名。中江写这本《一年有半》时恐怕也未能料到80年后在邻国有一位病人深深地向他致以敬意。1我向敏之介绍了这本著作，我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了我，我会正确对待；如果隐瞒我，我要生气的。”后来我作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感情，也瞒了敏之。但我和敏之并不那么糊涂。我做胃镜检查用了足足45分钟。怎么检查这么久?几位医生为什么老是嘀嘀咕咕，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不过医生们既然不愿跟我说，我又何必追问呢?敏之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她是进攻型的，她不断地向医生发起进攻，而且多次提出要亲自看病案。医生们尽量打“守球”，但却愈来愈难守住。我早已有不祥的预兆，事到如今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是坦然的。关键的是现在我应当做些什么?在棋坛上厮杀恐怕是不行了，但我也可以和中江兆民一样拿起笔来。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30年下的棋不是要好好总结一番吗?我有很多心得不是应当认真整理出来吗?还有我国的古谱不也应当花工夫研究一下吗?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我所剩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如果我确是得了癌症，也许和中江一样，尚有一年半载，也许还到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办呢?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围棋，我个人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写是罪过!我自然要写陈老总，没有陈老总新中国的围棋史就要改写了。虽然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作用和贡献有口皆碑，但如今20岁左右的年轻棋手大都从未见过陈老总，他们只是由于老师们的叙述和一些文章的介绍才有所了解。可以想象，如果像我这样的围棋手不把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记载下来，不把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功绩给以应有的颂扬，那么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人们怎样来发现、发掘这些历史陈迹呢?记得1979年12月中旬，《新体育》杂志举办了“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为了筹备这次比赛，我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这些老同志为了缅怀陈老总，都欣然参加了比赛。开幕式那天，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部长、军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科学家、教授等52位老同志端坐在棋桌旁，开始了一场令人动情的围棋赛。这次比赛每逢星期天进行，这些老同志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准时出席。最后由海军司令员叶飞同志捧走了“陈毅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居第二。比赛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德高且年高的老同志有始有终地进行了这场马拉松似的比赛呢?很清楚，那就是大家对陈老总的深厚感情。想到陈老总我不由微笑。作为一个围棋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但围棋事业的发展真是多灾多难——1970年，被**一伙强行撤销；1975年，遭到了“四人帮”的毒手；谁料到1980年初围棋事业又几乎受到打击。那次敏之参加了全国体工会，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被撤销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1975年也是敏之告诉我围棋要被撤销，那对我是个晴空霹雳，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还想得通。这次，是“四人帮”早已被粉碎的1980年，有什么理由使围棋事业再受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