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5)

敏之特意赶回来，把文件给我看。白纸黑字，我不能不信。说实在的，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围棋。我出于无奈，马上找了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方毅同志。“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导同志也关心。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销是不对的。”方毅同志看了围棋手给他写的信，明确地表示了态度。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围棋事业再次免遭打击。想起来真可怕，如果围棋集训队再一次被撤销，其后果岂能设想?!每当围棋项目遭到劫难，其他两项棋——象棋和国际象棋也跟着遭殃。3项棋总是同命运共患难，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棋类项目经常处于被人歧视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学时看了《青年近卫军》一书，该书中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在体育的阶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级，举重是最低的一级(大意)。此话自然是在贬低举重，但也说明棋在苏联体育中的地位。我深信，凡文明发达的国度定会重视脑力和智慧的竞技。不幸的是10几年来我国棋类事业的命运有时由几个人随意摆布，他们不顾多少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提倡，不顾千万群众的爱好和愿望，也不征求围棋工作者的意见，而凭个人的偏见轻率地对待祖国的事业。一项事业，到底应该由不爱这项事业的个别人来裁定它的命运，还是应该由热爱这项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来设计它的前程?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围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钻研棋艺?这每隔5年的一次次打击不但给围棋事业、也给作为棋手的我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难道这是周期性的灾难吗?难道这和秋天过了冬天终将降临、白昼结束黑夜必定到来一样吗?一项事业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个人的生命缺乏安全无异。苍天呵，什么时候围棋手们能和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一样不用为事业的生存担忧和操心呢!“敏之，我要给邓副主席写信。”“你想写什么?”“我要谈我们围棋，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好，我支持你。”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领导同志倾吐自己的心声了。从我开始学围棋不久，就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但从一开始就有人对此相当忌讳，他们顾虑我会向领导同志随意反映情况甚至告状。有的基层领导曾明确告诫我和其他棋手：“陈老总接见时，你们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害得我们在陈老总身边显得不应有的沉默和拘谨。其实我根本不是个在领导同志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虽然我的确告过几次状，但那是在忍无可忍并且不如此则只能眼看围棋被取缔的情况下。我始终很坦然，因为我从未向领导同志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提过一点要求。我也并非无畏的斗士，我一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和睦融洽。但是，当围棋事业的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如果因为顾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而不敢站出来说话，那还算是个围棋手吗?其实，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愿意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包括普通群众的意见的，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民情、国情。作为各级领导也应当让群众有机会向中央倾吐心声、反映意见。如果广大群众能够心情舒畅、各抒己见，那么我们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开发，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迅速地发达。人民畅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程度成正比。信写好了，这是我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信。5年前“四人帮”要对围棋下毒手时，我和几位同志联名给邓副主席上书。这5年中发生的事很多，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封信上邓副主席鲜明有力的批示。这次我在病床上写信可不是告状，而是一个围棋手向中央领导倾诉衷肠。我只是希望我国的围棋事业今后再也不要多灾多难，再也不要有生存危机了。此时，我自身已真正地面临着生存危机——癌症。我还被人瞒骗着，但敏之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时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爱哭，关键时刻又像男子汉一样具有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她一方面“伙同”医务人员一起向我施着“瞒骗术”；一方面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下一步的安排。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奔忙于成都、北京的时候，天知道她流了多少眼泪!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时，24小时没合过眼。她一宵睡不着——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泪!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1岁，在新中国的围棋手中，他和我都属最老资格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侠义、始终如一。离开成都真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对工作负责而又热心的医务工作者，那些真心诚意为我焦虑、操劳的围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领导干部使我对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到成都来的。在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竭尽全力帮助过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谢他们。9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了一些理由说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不过他们既然说要开刀，那总是有必要开吧。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给医生了。我躺在手术床上，由着护士们给我输血、打麻药，人有时竟是这样无能为力。再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实在不必把生死看得太重了。我现在是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去想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这么平静，这么超脱。我像一个旁观者似的打量那些围着我忙个不停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身穿蓝色手术服、戴着蓝色手术帽和大口罩，他们只露出一双眼睛；而我呢?什么都没穿，连眼镜也早被摘除。众多的“武装到牙齿”的人在对付一个暴露无遗的不能动弹的人，真是有趣之至。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们医道和人道都是最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我再也忘不了这些赋予我生命的医生们。10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好家伙，20斤肉不翼而飞。然而这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手术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的生命担忧。手术那天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和李梦华副主任等不少同志始终在医院办公室等候消息，手术的全过程不断传向这间办公室。当恶性肿瘤被切除下来并基本上判断为早期癌症时，多少同志为我松了一口气呵!尤其是训练局的副局长张钧汉同志像听到捷报一样欢呼起来，其真挚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敏之还告诉我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关心着我的病情。邓副主席看到了我的信后不但对围棋事业十分关心，而且还对我的健康状况作了批示。方毅同志在我被送进首都医院的当天，就来看了我。我深知这一切绝不仅仅是对我陈祖德个人的关心，而是体现了党中央对围棋事业的关怀，想到这里又很感欣慰。我的很多棋友在我手术后轮流守护着我，还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向我表示慰问。一个围棋手生一场病能得到这么多的温暖!人们这样的关心，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轻。有的人免不了会露些马脚，首都医院有一位热心的医护人员在看望我时说漏了嘴：“你的手术动得很好，瘤子切除得很干净。”“这个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提了个理所当然的问题。他一看苗头不对，支支吾吾地离开了病房。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击。“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我的。”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我的病情。为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此时我又想起了中江兆民，我可真的要好好向他学习了。当年医生明确跟中江说他只能活一年半；而我显然不止这些时间，我比中江幸运多了。这年年底，敏之陪我到上海去疗养。那天在飞机中我和敏之设计着今后生活的蓝图。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诱惑力。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我感到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在瑞金医院中我躺了足足5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时可能告别人间，告别我的妻子和才两岁多的儿子秋秋。秋秋每次到医院来看我总要说：“爸爸，我来给你打针。”说着就伸出一只小胖手指头往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戳着，煞有介事地“打针”。“爸爸，你快好了吧?”他说：“你病好了，又可以抱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