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胜(10)

一番寒暄后，谭嗣同便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世凯：“然，固有所闻。”谭嗣同：“上方有大难。”他顿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边说边用手抹着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谭嗣同把袁世凯逼到墙角，让他作出抉择：要么救皇上，要么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儿去告密求富贵。

袁世凯信口便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谭嗣同见袁世凯果是一条血性汉子，足可信赖，便取出随带密诏，将行动计划全盘托出：后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将交给他一道朱谕，并命他带兵赴津见荣禄，当即宣读朱谕、诛杀荣禄，袁世凯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隶总督，然后宣示荣禄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陆军入京，尽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听着，脑子急剧转动着。听完，就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准、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过冒失。

他能指挥调动的兵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动反给皇上招来不测。

谭嗣同：“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袁世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这话有道理，便作了让步：“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袁世凯拒收朱谕：“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办法。”谭嗣同：“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他献计道，“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袁世凯认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会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将奈之何？”袁世凯：“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谭嗣同见袁世凯坚决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驾，只好妥协。

他提醒袁世凯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

“奇男子”。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

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

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

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

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

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