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的一些经历(1)

大卫，那时候不叫大卫，叫张治文。张治文那时候也不是商人，是个画家。还不能称作画家，是个画画的，也叫做艺术爱好者。张治文不是上海人。十年前张治文背着画布画框来到上海时，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张治文是坐船来的。那时候的张治文不像十年以后的张治文。那时的张治文很穷，不能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但那时的张治文觉得自己的心像鸟。张治文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租了间屋子。是上海人通常讲的那种亭子间。亭子间很小，但还结实。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人家房子的客堂一角。还有一小块蓝天。张治文搞抽象画。在张治文的笔下，鸟不是鸟，鸟是一种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是方的，鸟就是方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圆的，鸟就是圆的。有时候没有感觉，鸟就是一团空气。在张治文的笔下，女人也不是女人。她们是一些游移的物体，多半是深色。并且经常在天上飞。张治文画过一张画。画面上是两个穿黑色长衣的女人，背影。她们跪在一个巨大的金色物体上。远处是庞然的黑色耸立物。还有像灯光一样刺眼的亮点。画的题目叫《祈祷者》。张治文想表现信仰。就像所有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一样，张治文觉得，自己浑身都聚集着一种力量。因为张治文是个画抽象画的，他就用抽象画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个建筑工人，他就用手里的砖瓦、铁铲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百货店糖果柜的售货员呢，那么他就会觉得：生活就像柜台里的那些糖果那样香甜、单纯。张治文就这样，浑身充满了一种力量，来到了上海。他希望在上海寻找一些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题材。他觉得这样就能扩充那种力量。张治文看过一些关于老上海的画册与摄影作品。《黄埔江上的一条舢板》。讲的是当时轮船驶入黄浦江，旅客并不从虹口英联船坞码头上岸，那里嘈杂、肮脏。人们宁愿坐舢板到几百码外的外滩。舢板极其缓慢地驶过苏州河口。河水是浑浊的。汽笛在远处长鸣。语调凄凉。还有《外滩》。更像孟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路建筑。外滩铺上了石块，简洁，宁静。那时候的居民与他们的夫人们在上面驻足，散步，看上去就像迁徙刚刚完成的鸟群。还有个管弦乐队演奏亭。外面是静静等待客人的人力车夫。车往前倾，两根扶手辕杆顶地，车座上空有一块带流苏的遮篷。张治文认为这样的上海充满了人文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微妙之处。但那是以前的、老日子里的上海了。那么现在的上海呢。张治文坐的船是在晚上进入上海的。满眼的灯火。江上的，陆地上的，还有水里的倒影，地上的倒影。张治文立刻想起了他的那张画。他的《祈祷者》。那些黑色耸立物上，漫布着的金色亮点。两种景象是如此一致。张治文非常兴奋。那时候张治文认为：这就是上海。那时候张治文还认为：在抽象的意念与具象的上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无边无形，也是金黄色的。用现代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看，那时候的张治文确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一定存在着一条坦途的。张治文躲在亭子间里画画。亭子间的月租费，首先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每天要吃饭喝水，就连青菜也出奇地贵。他上街体验生活，只要一涉及所谓的现代文明，立刻就有两个字夏天打雷似地滚落了下来：金钱。越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地方，它们滚落下来的速度越快、力量越大。张治文有点懵住了，稍稍受了些打击。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人要买他的画。高档的画廊他进不去，一般的老百姓又不喜欢他的画。他们看不懂他的抽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希望他画一些好看的东西。比如说，挂在餐厅墙上的水果、鲜花。挂在儿童房里的向日葵。还有挂在卧室里的女人体。“你会画人体吗。”有几个人偷偷问他。他给他们讲一些关于抽象画的概念。他说抽象画和写实画是有区别的。在写实画里，水果就是水果。鲜花就是鲜花。向日葵是金色的，一般来说，它们向着太阳。但在抽象画里面不是这样。它们是画家精神的一种附着物。它们常常是扭曲的。这种扭曲的根源是画家精神的力量。他们很迷惘，眼神奇特地看着他。他继续说。他说抽象画的要素是线条、体积和色彩。其实它们全都是内心力量的代名词。根本就不存在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他说只要你心里聚集着这样一种力量，你就能进入抽象画。“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世界。”他说。但是没有人听他往下说了。大家都开始有点不耐烦。他们朝他笑了笑，说行了行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的画是很好的画，是充满力量的画。我们向你表示祝贺。现在我们要走了。他们就全都走开了。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嘴巴张开着。有点扭曲。倒是像一张抽象画。渐渐的，张治文自己终于真正看懂这张抽象画了。张治文发现，许多上海人不喜欢抽象的东西，那是一种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感受。上海人的生活观，其实是相当实际的。特别是那些正在积累进入“现代文明”殿堂资本的人。他们要把事情实际了再实际。确凿了再确凿。要把天上的东西拖到地下来。哪里还容得下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