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一个月(2)

路和路，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和A就没必要说好走到哪里为止，我们就可以一直荡下去，荡下去，因为反正我们回不同的地方所走的路却一样。现在情况不那么简单。路和路既然不一样，情况可就复杂了，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下午一点钟，最热的时候，太阳却没有了。还是热，好像要下雨的湿热。我走在延安路上。在延安路上可以看到聚集于人民广场的诸多建筑。闷热的空气里，上海博物馆有点潮，屋顶是一种湿叽叽的软木色，浸透了不冷不热的水分，散发着淡淡的馊味，像一个巨大的热水瓶软木塞。我突然对人民广场的范围疑惑起来：到底从哪里到哪里算是人民广场呢?似乎人民广场并不仅仅指那个竖着一排矮栏杆、有许多鸽子的地方。于是我又想起了徐家汇、曹家渡，还有静安寺。静安寺同样不仅是一座土黄的、古老的寺庙——相反，那些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鳞次栉比的楼房倒更像静安寺。也许有人认为延安路和人民广场根本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可我还是把延安路当成人民广场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现在在人民广场。这个城市是一本糊涂账，既说不上市中心的范围，也说不清人民广场和静安寺到底算怎么回事。我绕过一个报摊，顺带瞥了一眼摊主在地上陈列的一堆五彩斑斓的杂志，每本杂志封面上都有一个大腿女人——很难用别的词来形容她们，第一眼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四个字。我记起有一次和A一块儿在荡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人卖旧书旧杂志。我指着一堆时装杂志说：好看!A说：买给你好不好?我说：好的呀。他马上一副厥倒的样子，说，好的呀好的呀。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是好的呀，有什么不好呢?你买又不是我买，多好!A笑着说，所以，人还是穷一点好。我在延安路上走，想到A这句话，漫无目的地笑了起来。那个笑好像是从天上突然掉到我脸上，砸得我自己也很震惊。我想如果我现在去问A我到底选物理还是选历史的话，他会说什么呢?我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因为看到路边有一个投币电话。我是一个十足的投币电话支持者。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眼看见粉蓝的透明有机玻璃顶遮蔽下，那个金属座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数字键、和湛蓝湛蓝的电话筒，总会好像刹那间被通了电一样，感动得整个魂灵都倒竖起来。于是我走过去，从口袋里取出一枚一元硬币，(我口袋里总是有许多硬币，因为我是一个热诚的硬币拥护者。)拿起话筒。我的声音就从千万个川流不息互不相干的人头顶上疾飞过去，落到城市的某处，A的电话里。A说：“喂?”我说：“襄没城。”A热烈地说：“咦，怎么是你?”我问：“怎么呢?”A说：“没什么。你在外面吗?”我说：“嗯。人民广场。”A马上说：“我知道了。在延安路就是在延安路——凡事说清楚点。”我本来想问他怎么知道我在延安路，想想还是算了。他又问“怎么?什么事?”我侧过身，靠着有机玻璃罩子，好像很舒服其实很难受，说：“我选什么好?”他那里很静，我这里总是有车子开来开去，大车小车，穿梭不息。他说：“你不要急，让我想想。”我就让他想，我自己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的声音很热，是和他的手心碰到我的头时一样的温度。电话里“嘟嘟”的警告音冰冷地响了，我又丢进一枚硬币。好像听A说过在哪个地方人家都把硬币扔在喷水池里，希望梦想成真——我想着喷水池底的一层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此刻在这里：雷阵雨前的低气压下面，一枚接一枚地把硬币丢进深不见底的电话机里。A说：“喂?喂喂喂?”还是那么热的一种声音。我垂下头，眼泪掉到人行道上。A说：“喂，要不要我出来?”我摇头。想到他看不见摇头，就说：“不要了。”A说：“真的要不要我出来?我没什么事，现在。”我说：“算了。”我发现问他是没用的。我很感谢他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费了那么多口舌。尽管他没有厌烦的意思，我也不好再拖着他浪费时间了——这辈子他浪费在我手里的时间实在不少，他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光自己浪费时间，还连累别人陪我一起浪费时间。”他说：“无所谓。你别客气。我说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觉得你既然补习了那么久物理，还是选物理好一点。”我说：“好的呀。”“不过，”他补充道，“你的性格好像还是选文科合适点。而且选历史的话，你就不至于没人监督。”我说：“好的呀。”有一辆他最喜欢的法拉利跑过去了，我来不及告诉他。他在那头笑，说：“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那么是好的呀。我不知道才来问你。”他笑了一会儿，静下来，声音像手心那样热乎乎地说：“解颐，你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懂不懂?”我想着他喜欢的那辆法拉利。可惜我是个穷光蛋，否则我就买辆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我说：“懂。”“好。”他说。我说：“就这样。”他说：“嗯。”我说：“再见。”他说：“再见。”我挂上电话，走在延安路上。我用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枚硬币，说了些废话。等高考结束，我要背一个麻袋，到银行里去兑出许许多多一元硬币，背到大街上，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