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伦理的脆弱

基斯洛夫斯基讲的故事大都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有关。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的**，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本来算不了什么。动物没有对美好的**，也就没有对自身欠缺的苦恼。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性的苦恼是恒在的。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之间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无力解决。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个故事母题出现过至少三次：一个女孩子喜欢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可是她的心脏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基斯洛夫斯基对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质疑，不是从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没有意义，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欠缺的意义上看，是脆弱的。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象，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当人们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时，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红》的结局是：瓦伦婷出海旅行，尽管行前她留意听过气象预报——连日来将会晴空无云，她还是遇上偶然的风暴。瓦伦婷与住在她对面而又不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在幸存中相逢。《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家庭让人联想到瓦伦婷与那个法律系学生可设想的幸福结合。（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只认可不自由的死。朱丽叶如何活下去？像《永无休止》中的Zyro，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与Zyro不一样的是，朱丽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或工会之类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并不会来“希望”朱丽叶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她有选择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朱丽叶才三十出头，青春还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可望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朱丽叶竭力要摆脱过去,就像要摆脱假尸的抽搐。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避开一切熟识的人,好像谁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约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他在谈到朱丽叶时说：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它也只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像朱丽叶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上心头。朱丽叶受骗的感觉使她改变如此之大，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她想过的日子。那即是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感觉中解脱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爱是一种牢狱吗？抑或是一种自由？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位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舞女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求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舞女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舞女的如此悲戚？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舞女的回答说：“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舞女其实同她一样，深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的矛盾之中。脱衣舞女的“我喜欢”必得面对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朱丽叶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丈夫居然有情人——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女律师，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象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舞女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