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命令(1)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被故意制造的"7·20"事件的第二天。这天凌晨，**主席秘密从汉口起飞，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也许正是这次特殊飞行背后的众多因素，促使**紧接着进行了闻名全国的大视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遥想当年，各地红卫兵已是"四面出击"。军队还是相对稳定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撼泰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著名论断，是在以后有人企图搞乱军队时才发表的。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汉口王家墩机场。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只给了我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靠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我们打开机门，按分工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此时，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从上面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个、三个……他们由一名分不清什么职务的指挥员率领，秩序井然地迅速蹬梯上了飞机。伊尔-18飞机的满载人数是110名。我们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直飞紧急中的汉口。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战士们鱼贯登上机舱的时候，他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周恩来总理不得不火速重赴汉口，去解燃眉之急。3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与此同时，我们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也沟通了联系，随即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毫无理由地突然改变计划，王家墩机场不能接受，他们仍旧命令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我们如实告诉王家墩："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他们直接与北京挂通电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叫我们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为解决两派分歧，做了很大努力，但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结局，因此成为**眼中必须拔掉的钉子。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当时，我们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们飞到哪里我们就飞到哪里，不折不扣。可两个命令同时要求我们去执行，到底执行哪一个?王家墩机场的态度如此坚决，又不无道理，而北京则是最高权力机关。最后，机组成员凑在一起集体研究，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直到我们飞出汉口老远，王家墩机场还在不解地一遍遍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好闷闷地同他们道声"再见"，关上了通话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见到我后，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我们在他左右前后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总理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就要离去。"怎么，周总理等我们那么长功夫，就为了说这么两句话?"我正暗自奇怪，总理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话音未落，他那急匆匆的脚步已经快速挪动。卫士打开车门，停在飞机一侧等候的小汽车便载了周恩来总理急驰而去，迅速消失在暮色中。本来，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总理交待民航的同志转告我们就行了，可是以细致见长的周恩来总理却非要自己亲口对我们讲。当然，总理有他的考虑：亲口讲一则与机组见了面，二则说明事态严重，让我们不可大意，三则他本人也可放心去做别的事，万一有武力冲突，他知道警卫部队随时可以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