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1)

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过多年，十分敬佩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总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1937年1月，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这给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我们科的邹毕兆、马文波等同志就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我对他们进“红大”学习十分羡慕，千方百计地也想去学习。为此，我几次向代理局长罗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离不开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闷闷不乐。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接接触过，心里还没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扰，因而非常犹豫。钱江同志和总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总司令待人热情和蔼，可好说话啦！我们向他请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听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同意一起去找总司令。总司令和**同住在凤凰山脚下。**住石窑洞，总司令住平房，两位首长近在咫尺。我们住在邮局孙先生家，出门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个弯就到了。我们走进总司令的院子，内卫问我们找谁，我们说要见总司令，他就同意让我们进去了。那时见领导可容易了，领导和部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啊！我们没有丝毫的紧张，迈步走进了总司令的办公室。总司令正在埋头看书，听到我们进来，他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话问：“你们来干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敬了一个礼，而后直截了当地说：“来请求总司令批准我们到‘红大’学习。”“要求学习很好嘛！好学才能上进。”总司令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接着又问，“你们向局长说过了吗？”我们带着有点难过的样子回答：“提过了，局长不同意，所以只得来求您。”总司令听后笑着说：“来要‘令箭’啊，好吧，我给你们局长写个条子，要他让你们去学习。”我们接过朱总司令写的条子，顿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连说：“谢谢，谢谢总司令的关怀！”我们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气，冰冻路滑，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归心似箭，爬起来继续往回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上了“红大”。我们进校不久，“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我还向总司令请求过一件事，总司令也批准了。1938年9月，总司令由晋东南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天，我到罗舜初同志那里去玩，谈话中得知他要随总司令到前方去。当兵的谁不想去前方，于是我向他提出，请他帮忙向总司令说个情，让我也随同他们到前方去。在军委二局我和罗舜初同志相处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给总司令写个报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红大”找总司令的经验，我欣然同意了罗舜初同志的建议，拿起钢笔就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没几天，报告就批回来了，总司令同意我的请求。当我看到总司令在报告上的批语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总司令啊总司令，过去您爱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现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对部下合理的请求有求必应的事，我要逢人便讲，使您的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朱总司令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战工作，逢机便做。1938年10月，我们随总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罗舜初、段连绍、刘公亮、刘力克，还有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办事处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发，乘坐两辆运输车。我们和总司令同乘一辆，报务员和警卫班合乘一辆。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乘坐运输车，这种情况，只有**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有。10月，陕北高原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冷气袭人。那时我们刚20出头，年轻力壮，火力正旺，不管风吹雪打，满怀激情地顶风冒雪前进。汽车驶过劳山、甘泉，到交道镇后向东驶至宜川。宜川是阎锡山的“大后方”。总司令是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阎锡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战区住宜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朱总司令的招待还算热情，旧社会那一套，接待人点头哈腰，跑前跑后，一会茶一会烟，忙个不亦乐乎。我们住在一个老财家，两层楼房，这在陕北算是阔气的。总司令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烟瘾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个不停，抽得满屋烟云，熏得我们够呛。晚上，我和段连绍同志就在这满屋烟云的环境下忙着译发电报。总司令对部队管理严，要求高。由宜川出发的早上，警卫班的战士起床打背包、搞卫生，乒乒乓乓又喊又叫。总司令听见了很生气，说他们不像个八路军战士。我们知道后立即上前纠正，要他们动作轻点，说话声音小点儿。我们的战士觉悟高，改正得快，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