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审理“两案”(3)

人们常议论，要说干部资格老，曹老真算一个，在**建立之前，人家就干革命了。据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位老人家耿直、坦率，对党、对同志披肝沥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说话常犯忌。他对任何人的错误都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到东四报房胡同他家去过几次，在他家吃过一次青菜熬稀饭就四川的白菜豆腐乳，对他家的古玩、陶瓷、玉器那么多，曾在思想上产生过疑虑。直到曹瑛同志逝世后，得知他立下遗嘱，将他所有国内外亲友馈赠给他的古玩、陶瓷、玉器，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国家，才认识到他不仅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而且高风亮节，显现出一个老**人的崇高品质。“文化大革命”中，张启龙、曹瑛都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刘鸣九也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张启龙、曹瑛的党龄要晚十年以上，是警卫员出身，在冀南当过王从吾同志的警卫员。据说，在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去冀、豫、鲁三省交界的河中游水，回家时正遇上敌人到他家里抓他。他老远老远就发现了敌人，于是，他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就跑到八路军驻地参加了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国家建设部担任监察工作，军管领导人一看他的情况：贫农家庭出身，自小参加革命，又是在解放区，没有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决定结合进部的革命委员会，而且过两天就要召开大会，宣布鸣九为主要领导人。正在此时，造反派抄另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家，发现几个部领导在一起，议论**，骂**，其中就有刘鸣九，而且他骂得最凶。这可了不得了，根红苗正的人，原来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立刻将他投入监狱。他又“不老实”，“四人帮”的审问官审讯他时，骂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却偏着脑袋反问：“我怎么现行了？你说我怎么现行了？我说了些什么？怎么反革命”？“四人帮”手里拿到的材料上都是他斥骂**的话，是不敢重复的，弄得僵持不下，只得殴打他，折磨他。他个子大，在监管中吃不饱，每逢放汪文风、刘丽英在莫斯科。前排左四为汪文风，左三为刘丽英风，就到管理人员种的地里挖白薯、摘辣椒生吃，一被发现，又是挨打受侮辱。“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刘鸣九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到山东、河北、河南检查工作，由于要求严格，常与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发生争议。争议时，他一时火起，总是说：“你们山东这么不肯认错，我不做山东人了”；“你们河北这么坚持错误，我不做你们河北人了”；“你们河南简直没有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我坚决不做河南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家所在的县，他家所在的村，处于三省交界。我们二组有的同志曾跟他开玩笑说：“你跟这三个省的领导都闹翻了，看你今后在什么地方安家？”他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只要我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我就不信三省的群众会不要我刘鸣九！”在二组的成员中，排排历史，还算我跟刘丽英，是解放式的。在重建的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个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当过部长、副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的，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我与刘丽英等四五个人，虽已是四十七八岁，却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刘丽英原任沈阳市公安局的人事科长。她的爱人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遭到坏人的仇恨，“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打死了。紧接着，她的公公、婆婆也相继而死。她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来清算**、**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综上所述，二组这么一个班子，是不弱的。但是，当时**集团的案件，堆积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要看，还有大量的揭发、控告、申诉信件，还要找一些人查实其主要错误和罪行。一组负责审查的**案件，情况也相仿佛。有一次，张启龙同志布置我和刘丽英同志找康生的原秘书来谈一次话。因为他是负责整理“四人帮”罪行材料的(指第一次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层层传达的那个罪行材料)。人来了，坐在我与刘丽英办公室的沙发上，脸色苍白，好像双腿有点筛糠，屁股还不敢坐到沙发里面去，挂一半在沙发边上。我们那个沙发是很旧的，边上都成斜坡形了，害得他几次几乎滑在地板上。但他一口咬定他没有包庇“四人帮”的罪行。我们肯定了他负责搞出的材料，在揭发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丑恶的历史、复杂的社会情况方面，是下了工夫的，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方面，则严重不足或根本没有涉及。同时还说明这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在搞这些材料时候的受条件局限。他还不服。我就拿出他搞的材料，指出他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诬陷周总理和康生，而下面引用的材料，却没有揭露诬陷周总理的内容，只有有利于康生的东西。我说，“这里，被塞了私货么！”他这下紧张起来了，面红耳赤，不得不点头说：“是那样……是那样……”。谈话完了，我们叫他想起什么新情况和问题，再找我们谈。他竟畏畏缩缩地不肯离去。我们诧异了，问他：“你是不是没有车？我们可以派车送你回家。”他又说他是有专车的，是坐专车来的。这样才放心地离开了我们的办公室。后来，我把这些情况对张启龙同志说了，启龙同志鄙夷地笑笑说：“康生他们过去就是这么搞的，找干部来谈话，问上几句，说你走吧。干部一出门，就被战士押走了。他以为你们也会这么干。嘿嘿嘿嘿！”我们既要看堆积如山的材料，又要不断找人谈话，接待来访，实在负担不了。同时，要把“两案”办得更认真，更扎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需要集思广益。经请示中央决定，成立**、**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央纪委牵头，组织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委的几百名同志参加，负责林、江两个集团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对外也叫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