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鹤寿同志很赞成我的这么一个作风：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哪怕是在某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偏听偏信了某种传闻，也要予以说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为坏事辩护”、“为坏人说话”的帽子。但对一件事情弄清事实以后，则应允许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进行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对当时的形势会发生过头的、过“左”的估计，曾有一些人一度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我却坚持说，过头的、过“左”的估计，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不止**，还有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头、更过“左”。我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争论来争论去，大家有点动感情。后来一查，我说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又例如对**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谈，我也予以澄清。在我与鹤寿同志之间，也多次发生过争论，有时候老人家发了急，赌点气，我还是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直到事实弄清为止。有时候我记忆有错，我就认错。这部书的初印稿出来以后，有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为了维护领袖而在叙述事实上有隐笔、曲笔之处。我答复，我是尽量地使之符合事实的，至于对事实怎么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最先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当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新华日报在民生路营业部门口，贴了许多照片，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就有**骑马的照片。后来，有人告诉我**过去叫蓝萍，是电影明星。不过，蓝萍在重庆，似乎不如白杨、黎莉莉、舒绣文、黄宗英那么著名，好像比后起之秀的张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没有听到过别人对她有什么恶感的说法。旧社会炒作的电影明星很多，无非就那么一回子事。重庆解放以后，我就听到人们对**有些议论了，有人说她“不配”，说她在上海时生活上**。我还说过电影明星嘛，哪能用“贤妻良母”、“从一而终”去要求。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传说**招待了文艺界的老人。招待会上，**对**的称谓左一个“我们家老爷”，右一个“我们家老爷”。我听说后，感到**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称谓有失检点。但又觉得人家家里的称谓嘛，多管闲事干啥，也许是一种“谐用”、“戏称”，不必鸡蛋里头去挑骨头。在批判《武训传》时，**奉命搞了那个对黑旗军和武训情况的对比调查。说实在的，我还真同意她的意见。虽然我对武训原来是有好感的，我是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陶行知是提倡过武训的兴学精神的。对批判《武训传》，我有三点疑问：一、提倡武训的兴学精神，跟提倡全盘学习武训，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统治时代，要兴学就要靠有钱人，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有钱人当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参加黑旗军一条道路才算好人?三、赵丹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进步演员。这一批判，使他们好像还不如有的政治立场反动、没有演过《武训传》的人们了，这样公平不公平?我这些心里头的话在一定场合是说过的，但是当时既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后来涉及到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满意。然而，对电影中赵丹表演的“三个钿，打一拳，两个钿，踢一脚”，我还是感到不恰当的。真正对我的上规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说话得罪了一个领导同志。当时还出了一个典型——刘介梅。刘介梅幼小时穷得叮当响，靠党的阳光雨露成长，却“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忘恩负义”。但他们批我时，总算一箭中“的”，我被称为我们那个单位的刘介梅，“入了彭德怀的花名册”。直到1979年我进入中纪委工作后，那个单位才主动发文件给我平了反。我对**真正在感情上产生厌恶和仇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老实说，我感到他们(尤其是**和康生)是从“左”的角度，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新中国在十七年工作的评价上，在对干部、群众的看法上，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的结论：中国**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灭亡，应当打倒。**是坚持十七年要以红线为主的，是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这么说过。周总理总是运用**思想的基本理论，与**、“四人帮”进行艰难的、艰巨的、不懈的斗争的。而**、**、康生及其爪牙们，却总是说这里烂掉了，那里烂掉了，都烂掉了，都应该打倒。打倒。打倒。以后，对于**指示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群众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总理是坚决执行的。而他们却总是竭力反对，百般阻扰，捣乱破坏。他们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实肯定下来，固定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反“回潮”，反“复辟”，反对所谓孔丘先生的“继绝世，举逸民”，实际上是几次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信任的周总理。**用心狠毒，为了掩盖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文化界鬼混那段丑恶的历史不致败露，她可以对过去的同事、朋友、亲密者、亲爱者狠下毒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甚至对稍有知情者也不放过。**品质恶劣，对于她自己发指示、发命令干的坏事，凡是被**察觉了的，她都可以嫁祸于曾经效忠于她的走卒，撒谎也不脸红地说什么这些人是**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野心勃勃，她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其实是在效仿封建王权，竭力想继承“大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当党的主席。**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露峥嵘”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把历来歌颂**、歌颂新中国的戏剧、电影都打入黑线之列，自己却耗费大量外汇，购进大批黄色、淫秽的拷贝、录像片，供她和她的政治搭档们享受。她着力拉拢一位才高欠德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是为了共同反对周总理，二是为了抵制她的可能的竞争者，三是为她与国际接轨铺设通道。她又是摆设家宴(她个人的家)，又是招待别人看黄色电影，搞得热热火火。她集中天津的能工巧匠，为其订制了青丝银花、用四个以上的“宫娥彩女”托起裙裾的法式“皇后服”，这充分说明了她的灵魂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灵魂。她效法吕后、武则天，她的封建意识就已被证明了。那么，她的法西斯意识呢?她是要所有的“臣”、“民”见她都要“下跪朝拜”的，谁敢抬起头来，就用罗马帝王家使用的大棒子(法西斯)狠狠一击，把你的头打下去。这完全是支持希特勒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克虏伯式的统治。**是一个怪胎，是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瞬间的一个怪胎，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时期的上海孕育的一个怪胎。以后，她用假相蒙蔽了我们，借“文化大革命”显现了她的狰狞本质。我们中国**，是立志最终要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则是封建法西斯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