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2)

年轻的观众都知道演员们表现的是什么，但是人们总感觉有些人在监视他们。他们喜爱这种幽默表演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已经足以有平衡的空间，不致让飞行乐队被政府下令禁演。另一个在列宁格勒的摇滚乐队是“电视机乐队”，他们80年代中期的歌曲中唱道：来吧，他们让我们跳霹雳舞，来吧，我们可以暂时陶醉其中。但是有人站在柱子后面，一个戴着厚领带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歌中提到的那个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指的是党和它的机构在监视和控制。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苏联领导人努力使天生难于驾驭的年轻人处于他们的监控下。具体执行任务的就是共青团组织，它是贯穿苏联70年代的一个组织。“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把青少年和青年组织起来。”史蒂文?L索尔尼克是这样形容的。索尔尼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论证共青团组织将会消亡，“在战场、兵营、宿舍和工厂的厂房里，在战争时期、丰收时节、建筑工地和街道角落，共青团组织都在逐渐削弱。只允许一言堂的存在而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使他们在个人群体中认识自我。尽管共青团的领导通常是上年纪的人，但他们仍试图垄断14—28岁年轻人的生活。”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讲，参加共青团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犬儒实用主义：没有这个身份，年轻人可能被大学拒之门外或者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共青团已经显现出衰败的迹象，令人厌倦的口号和党提出的口号一样。共青团的领导们被群众普遍认为是踩着梯子向上爬的野心家，是具有阿谀奉承品行的职业党政人员。戈尔巴乔夫曾是共青团领导中的激进分子，他为不同组织、不同声音敞开了大门。他释放出了一股以非正统著称的洪流：非官方的社团、俱乐部、摇滚乐队和其他在党的控制之外、未经官方批准和规范的、已经初具规模的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青年人所有的地下组织都蓬勃发展起来。青年人的活动是对过去主流正统的文化的公然反抗，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将热情集中在摇滚乐上。60—7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政府设法抵制摇滚乐的时期，摇滚乐被禁止在电视和电台节目中播出。但不管怎样压制，它还是广泛传播开来。通过西方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通过家庭转录的录音带，通过数以千计的、在隐秘地下室、在公然对抗政府的学校或工厂的俱乐部里，演奏的私人乐队组合传播。黑市上摇滚音乐磁带非常畅销。在80年代，政府对摇滚乐终于让步，停止对它们的抵制和禁止。当大门在各个领域为自由思想敞开时，共青团组织开始衰退，其成员开始大幅减少。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三年，有4百万团员，到1988年下降到38万人。在80年代，由于支撑团组织的团员数量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通过造假来维持整体形象。但即使那样做，也不能掩盖共青团真正的危机。团员——这个组织的活力源泉——正在渐渐干涸。1986年，维克多?米罗年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后来得知，他都无法说服他的小儿子加入团组织。共青团需要找出一条生存之路。共青团领导把目光转向已经在街道上搞得沸沸扬扬的资本主义。1987年，合作企业运动越演越烈，一些小型合作企业初具规模。团领导决定跟随党内的老领导们，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它。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那几年，最常用的、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苏联经济的措施之一是“经费自筹”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一个工厂保留自己的收益。1980年，卢日科夫曾提出这个提议，当时被否决了，但接下来的几年中，尤其是企业领导有了更大的自决权后，这个想法又被重新采纳。团组织也开始在它不计其数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经费自筹。举例来说，就是允许基层团组织自己决定如何利用定期收缴的团费取得收益，也可以从共青团的许多旅行代理机构和出版社中获得收益。中央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基层，很多地方共青团很容易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团组织成了党的商业学校。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酒吧、旅行社、打印社和其他小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通常它们都是从共青团预算中获得了贷款和补贴。这些新的企业都允许保留自己的收益，企业家的热情极度高涨。团员“下海”标志着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然转变。它也暗示，党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不改革没有出路，从而激发了他们进行可控制的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尝试。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施塔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她一年前告诉我，党的高层领导开始对年轻人的试验是否可行表示忧虑。它不过是“一个试验”，她说，可试验的成功远远超过领导们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