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卢日科夫(3)

卢日科夫最生动的回忆是围绕着他青年时代的活动中心——社团，那是个与外面隔绝的小世界，“一些自发组织的与政府和国家持不同意见的小圈子”，在建筑物中央的空地上，年轻人聚在一起，制定了圈内的规章、道德和伦理标准。“莫斯科有知识分子社团，有爱运动的人组织的社团，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社团。”他回忆道，“我们是不良少年社团，意思就是我们总是带着特殊的、冒险的心情——总是和一些人卷入一场打斗，在打架中比试某种胆量，显示自己。”卢日科夫说他母亲忙于工作——开始干两份工作，以后干三份工作，所以她给了孩子们“不受任何限制，偷偷地沉溺于玩危险游戏的自由”。卢日科夫是“具有冒险、不计后果行为社团”中的左派。他们经常拆卸在火车车厢附近发现的、二战时留下的炮弹外壳。他们把火药倒出来，在里面埋上导火线，点燃的火药就像鞭炮一样爆炸了。一次，卢日科夫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连炮弹壳一起引爆？他点燃导火线就跑了。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附近居民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警察们赶到现场，但社团的人都严守规章，没有人出卖他，“这个社团对当局来讲，寂静得就像座坟墓”。以后，卢日科夫进入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学院，该学院是第一个为苏联工业快速发展建立的训练基地。在那有高高天花板的大厅和学院实验室里，古布金的学生跟随一百多名教授学习机械工程学、石油天然气地理学、采矿和精炼技术，教师中还有两位是科学院院士。尽管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修课，但全部课程的侧重点还是技术训练。总的来说，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培养专家，每个学生都在五年内接受了非常特殊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以便在他们毕业后适应工业领域的那些特定岗位。卢日科夫1958年毕业。他希望进入石油公司工作，但被分配到塑料行业。他强烈抗议过，但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卢日科夫在化工厂干得挺好，1974年他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自动化技术试验设计局局长，以后又成为石油化工自动化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那个公司拥有3万名职工，以生产化工厂专门设备而著称。它是工业部中最大的独立企业，由分开的科学研究部门和工厂两部分组成。作为一个工业公司总经理，卢日科夫尝试地迈出了偏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次痛苦的启程，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1980年，卢日科夫提出一个有些不太正统的计划，他打算在占企业一半的科学研究部门试行一个非常初步的“自筹经费”方案。“自筹经费”就是早期中央计划经济尝试改革的一个口号，这个词经常伴随着那些渐渐独立的工厂领导们。它的大概意思就是允许工厂保留他们的收益。卢日科夫建议把化学公司的研究成果当作商品出售，当科研成果转变成商品时，他们可以销售它们并保留赢利。卢日科夫的建议被提交到工业部高层决策部门——工业执行管理委员会，该部门由一群资深的工业高级领导组成，他们围坐在马蹄形桌边，150名低一级的工业经理们做听众。卢日科夫站在讲台上，概括地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戏剧性地被一个党代表否决了，他宣称卢日科夫的计划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箴言。党代表打开马克思著作中的一卷大声朗读起来：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卢日科夫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计划就这样被否决了。卢日科夫的领导们不想和党对抗。如何适度地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成了棘手的问题。卢日科夫的想法被掩埋和遗忘，但这次提议却为他贴上敢于试验的标签。在改革初期，卢日科夫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他这个岁数已经位居党的高层职位。卢日科夫于1968年加入**，但他一直关注的是工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大型工业公司经理被指派主持城市工作是常见的事情。1975年，卢日科夫选择在地方市政府里工作，两年后他成了人云亦云的莫斯科市政府官员中的一员。管理机构变大了，莫斯科市政府庞大臃肿的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门面，市政府官员很少单独做决定。卢日科夫还接受了一项兼职——做消费者服务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变化的种子才能根植在戈尔巴乔夫早期改革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