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七章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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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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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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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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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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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
※※※
“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