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女士与蓝（十九）

我是１９９４年的夏天回国的。应该是在６月２０号，或者２１号。这一点，陈喜儿甚至要比我更清楚些。我们刚认识的那段日子，这是她经常要问的许多问题之一：“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她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场合、用各种稀奇百怪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和她在大街上逛马路。走到一个拐角地方，有个脸色乌青的中年男人摆了个小摊。他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抱着一个头戴摩托车头盔的三、四岁的小男孩。摊位前面是块招贴牌。硬纸板做的。上面醒目的写着：“下海取经，优价销售。36－1洗脸盆针7元；电动剃须刀每只9元；剪刀每把2块；漏勺1块5毛……”走到那块招贴牌前面时，陈喜儿放慢了脚步。我们逛马路的时候，通常有个习惯。陈喜儿一定要把手插在我的衣服口袋里。非但是她的手，还要再加上我的。这事冬天好办些，天冷，大衣口袋也是宽宽大大的。到了夏天，我就提抗议了。“真热！”我说。“全是汗！”我朝她瞪眼睛，想把她的手甩掉。她就是不管这些。到了那会儿，她的那只小手就像铁钳子那样，死死的抓着我。那天我们逛街的时候，她的右手和我的左手，就同时插在我的裤子口袋里。就在她脚步放慢的同时，突然，她用力捏了我一下。“噢”的一声，我疼得忍不住叫了出来。我扭头看她。我说你发什么神经，人家“下海取经，优价销售”，管你什么事，你干嘛要捏我呀？她也不说话。眼睛亮亮的迎着我。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也就软下来了。只要她眼睛亮亮的看着我，我的心就会软下来。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眼睛也发亮。但陈喜儿说这是不一样的。她说：“我只在看到你的时候发亮。”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看到其他女人的时候也会发亮。后来，那天晚上我们逛街完毕，坐到亮堂堂的肯德基里啃鸡腿的时候，我问她：“嘿！老实交待，刚才干嘛捏我？”她手里的鸡腿刚啃了一半，手上和嘴上都油汪汪的。和我吃饭的时候，她的胃口通常都特别好。我一般就吃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就够了。但她不行。我们站在肯德基柜台那儿的时候，她总是凑在我耳朵旁边说：“四个辣鸡翅、一个鸡腿、一包薯条、一杯巧克力圣代——还要一碗汤！”我叫她“小饭桶”。她挺高兴的。后来我见她只顾着吃，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就又继续逗她：“是不是看到那块牌子后，觉得昨天送给我的那把剃须刀买贵啦？”这回她有点急了。嘴里咬着鸡腿，发出一种食物与辩白所交替混杂的声音。后来，她把油腻腻的嘴巴凑到我面前，一张一合的：“我呀，就是老担心，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在做梦。”她在我的下巴那儿蹭出一块油渍。痒痒的。但我还是心头一动。虽然，虽然当时我嘴里说出来的是这样的话：“做梦？做梦你干嘛不捏自己的手？”。有时候，我老觉得陈喜儿对待我的态度，有些像那种文艺女青年。“你是看文艺书看多了吧？”我对她说。她倒也承认。歪歪扭扭的说，她确实看过很多文艺书，特别是言情的。看到那些悲悲戚戚的地方，“还一边看一边淌眼泪呢！”但她又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她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特别奇怪。她说她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奇怪的事情。即便在书里也没遇到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她把手伸出来，越过我和她之间短短的距离，放到我的脸上。陈喜儿比我矮很多，站在我身边，也就刚到我的下巴那儿。所以她摸我脸的时候，总给人一种踮起脚、去够高处东西的感觉。还不仅仅是高度上的问题。因为她用手去碰的，还不是吊在厨房柜子上的糖罐、盐罐、胡椒瓶或者味精盒。她是那样的惶惑、小心，半闭着眼睛——她的手指尖在我疙疙瘩瘩的脸上（那种“保护皮肤”的涂料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划来划去，总让我想到类似于这样的几句话：“你疼吗？”“别弄碎了呀！”“你到底是谁呀？”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易碎的景德镇瓷器。“手感怎么样？是松树皮还是柳树皮？”我总是逗她。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哭。动不动就眼圈那儿红红的，止都止不住。碰到这种时候，我就开始逗她。陈喜儿现在当然不扎小辫，也不背双肩书包，走路的时候，小腿那儿也不会长出白雾来。但雾气还是有的。它们从她的眼睛里长出来。千回百转，就像一条缠缠绵绵的小白蛇。“嘿嘿嘿，怎么又出水啦，自来水公司可要找你麻烦啦！”这样一说，她常常就不好意思了。羞赧的破啼为笑。“喏，擦擦脸。”我把一包餐巾纸递给她。“擦擦干净！”她很乖的接了过去。从里面抽出一张，把眼角汪着的眼泪擦掉，接着又抽出一张，声音很响的醒了醒鼻子。“好了。”她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眼睛一闪一闪的看我。“真好了？”我故意不看她，很严肃的说。“真的好了。”这下她更不好意思了，把一包餐巾纸在手里捏过来捏过去，揉得简直就是不成个样子。说实话，我还真愿意她就把我当成厨房里的糖罐、盐罐什么的。毛毛糙糙的，这样我多少也能轻松些。所以我和她的对话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你到底是谁呀？”她问。“我？我是黄世仁呐！你爹欠了我钞票，所以这辈子你就倒霉啦！”“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她再问。“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４年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用一切解构的方式和陈喜儿说话。只要她用手摸“松树皮”或者“柳树皮”，只要她的眼睛里爬出小白蛇，只要她怀疑我是远方飞来的天使，我就用尽一切办法解构她。开始时她还懵懵懂懂的，后来她有些听出来了。“你怎么这样没心没肺呀！”她嘟着嘴，很不满意的问我。“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接生的护士就在问这个问题了。”我对她眨眨眼，嬉皮笑脸的说。其实，只有我心里清楚，有那么几次，陈喜儿在我那儿睡的时候，我会在旁边盯着她看很久。我把床头灯打开，调到一个柔和而明晰的亮度。灯光在陈喜儿蜷起的身体上打下了一个模糊的光圈。她睡得挺沉的，身上还裹着我的睡衣。那是一件宽松式的男式睡衣，蓝色底，白色竖条的大粗格子。陈喜儿穿着它从浴室里走出来时，活像一只小袋鼠给扔进大麻袋里的感觉。她站在那儿，对着我踢踢腿，又伸伸胳膊。但我就是既看不到她的腿，也看不到她的胳膊。那件睡衣的领口很大，所以她睡觉的时候，后脖子那儿的皮肤就全露在了外面。我注意到，她脖子根那儿的几缕碎发，稀稀薄薄的，就像小婴儿的绒毛。在亮光下面，它们还闪着一点淡淡的金光。我伸出手，轻轻的摸了摸，特别软。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月光下面的那些小动物。它们的眼睛湿漉漉的。善良，惶恐，东张西望着，还发出幽蓝幽蓝的光。而身上的皮毛却是柔顺如丝。我特别喜欢看陈喜儿睡觉的样子，有一次，我刚点着一支烟，正扭头看她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她突然醒了。“怎么啦？”她迷迷糊糊的问。我伸出手，“啪”的一下，假装做了个拍蚊子的动作：“有只蚊子，它老是在你鼻子那儿飞。”她半信半疑的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抬起点身子，四下张望了一下：“好像没有嘛，哪里来的蚊子？”“怎么没有，还是只雌蚊子呢，一包血。”我说。回想起来，我是在１９９７年的春天认识陈喜儿的。说来也巧，这个时间，距离我从日本回来，有三年的时间；而距离我后来认识那位姓戴的女士，则同样也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