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提议做临战准备，全**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