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二）(1)

撤诉之后，崔联有些消沉。他感觉自己似乎真的精疲力尽了。这起轰动全国的村务交接案，其实并没有给崔联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观。崔联的手里，除了多出几本刚交接的村民的户籍资料和土地分配资料，灰村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尤其糟糕的是，崔联最关切的几个问题，基本维持原状。有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崔联在村两委依然孤立，张刚在村两委依然拥有绝对的支持人数。崔联的任何一个工作计划，在村两委依然得不到任何的支持。那些可疑的村账目，被镇政府重点‘保护着’。其实，村账目是放在镇政府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是放在老会计家里，对于崔联和灰村村民来说都一样。得不到允许，大家根本就不能随便地去查看。老干部们依然每天聚在老支书家里悠闲地喝茶和聊天。而灰村的村民们，仍然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崔联，另一派支持老干部和张刚。这种局面使得崔联的任何一个举措，都可能成为另外一拨村民攻击谩骂的目标。崔联第一次意识到，其实他的对手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崔联本以为，有全国那么多报纸的报道，有国家民政部相关官员的支持，有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撑腰。打败老干部和张刚他们是迟早的事情。自从竞选成功后，无论遇到任何阻力，无论是被哪个村民无理打骂，每次，崔联总是这样满怀着信心并自我安慰。可是，现在看起来，希望实在太渺茫了。‘朱记者，我就是那个打灯笼的瞎子，看不到自己的前程究竟在哪儿。’崔联沮丧地说崔联不知道，其实他真正的对手不是老会计，不是老支书，更不是张刚。而是一种强大而可怕的惯性。崔联太个色了。领导们请他坐着的时候，崔联似乎永远都站着；而当领导要求他站着，他又一屁股坐了下去。除了惹事生非，对于领导而言，崔联简直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村官。就像是‘眼中刺，肉中钉’。无疑，这根刺和钉的唯一下场就是被拔掉。多少年以来，太多的县乡领导已经习惯了对村庄事务颐指气使；习惯了村干部老实听话的乖模样；习惯了村干部为配合县乡工作指示，屁颠屁颠地鞍前马后。因为同样的，乡镇领导要为县一级领导屁颠屁颠地鞍前马后；县一级领导要为地市一级领导、省一级领导皮颠屁颠的鞍前马后…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作的惯性和工作的模式，不是随随便便的能让人打破的。这种模式和习惯，保护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也维持了一种很具中国官场特色的‘生态平衡’。如果有人孤注一掷地跳出来，结局都难免难堪。所以，那个奋笔疾书给总理写信，高声为父老乡亲请命，疾呼‘农民真苦、农民真穷’的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只能黯然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个拒绝接受任何贿赂，在利辛县掀起廉政风暴的县委书记夏一松也只能选择离开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屈指算来，李昌平总共当了二百七十九天的乡党委书记，夏一松总共当了一百八十天的县委书记。这些两个人在各自位置上的消失，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给官场的生态平衡除去了一个威胁。《人民日报》著名的主任记者凌志军先生在《变化》一书中忧虑的写道：从表面上看，他们具备一切条件能打赢这场战争，有民心，有法律，有足够的权利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忠直、任性和疾恶如仇。李昌平让他的对手不安，夏一松让他的对手恐惧。两个人最后的黯然失败，都不是因为对手的力量太强大，而是因为对手身后的那股力量强大。所以，孤注一掷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少，在嘴上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人倒是很多……2001年的4月，崔联当选为村主任已经一年零十一个月了。他虽然没有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但是他坚守得很苦恼，没有成就感，更没有快感。而那些与他共事的上司们就更没有快感，如盲刺在背。崔联仍然是灰村村主任这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崔联自己和他的上司们，似乎都是一种煎熬。4月2日，距离撤诉刚好一个月。大病初愈的崔联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满腹心事、百无聊赖。据崔联说，当时他正呆呆地看着自家的花母鸡带着一窝小鸡崽‘咯咯咯….’在院子里散步。后来，隔壁邻居的一只白母鸡也带着一群小鸡崽，‘咯咯咯….’从大门进来，在院子里的杂草丛中找虫子吃。两拨小鸡彼此相安无事。该散步散步，该觅食觅食。突然间，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崔联琢摸着，既然村里已经形成两派，为什么不干脆分成两个大组，一组由张刚带队，另一组由自己带队。村民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带着户口本分别到自己和张刚那儿去报名，村集体财产、M矿的塌陷款赔偿、土地的分配等等，完全可以根据双方组员、村民的多少来重新划分，彼此完全分开。这样，自己和老干部、张刚各不相干，不就解决了村里两派的矛盾问题吗？从此，村里也许就真的平安无事了。崔联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干部包组。仍然是一个村庄，只不过是分成了两个组。两个组之间，大家可以相互竞赛，看谁的管理出色，看谁更能把组里的经济搞上去，看谁是真正对老百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