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4)

我们也可以拿它与两者之间的英国比。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在1692年第一次统筹抽土地税200万镑。

当日它的人口不过600万口，即以每镑值纯银3盎司计，也是每口平均负担1盎司，这时候中国已入清朝的康熙年间，英国以每口计算(percapita)它的土地税之能力，已为中国之8倍。

而且今后这力量还呈直线式的上升，终至它的税收总额也超过人口百余倍的中国。

第三点，明清财政体系与中国经济之不能展开有很大的关系。表面看来，我这种说法甚为费解。

政府抽税轻，民间就应当多有剩余，多剩余即多资本，多资本即经济发达。

这种想法也是财政税收系统的设计人朱元璋的想法。在14世纪他就标榜政府不要"聚敛"，不要"与民争利"，而要"藏富于民"。

甚至毛泽东也受这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在1939年说及："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想法也认为经济之发展达到高峰称为资本主义者，可以由民间策动，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待政府之参与。

其实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国家与政府消极地不加阻拦不算，还要积极地参与赞助，因为商业上的财富，着重流通，经常赊欠放债。

一方面借，另一方面就投资，在这进出之间合同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民法一定要规划得详尽，个人的权利义务一定也要大家都有共识，简单明了。

这些都属于法律。政府不仅要有立法权，而且要有执行的能力。从政的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首先即要在社会上和教育上养成这种习惯的风气，影响到宗教。

这也是一个大整体的组织与运动，与我前面所说的"立"字相似。虽然我不能说中国过去五百年缺乏进步，应由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脉相传之财政税收体制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以下交代)，这体制却已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政府不能也无意创造新法律，造成经济上的突破。

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所有之土地税，一部分商税、矿银、行政收入如赃罚、僧道度牒(出家人之执照费)、开纳事例(民间捐官、派为监生等)均由知县收集，所以除了盐税、番舶抽分、竹木抽分之外所有税收，多于全国85%，都由县级征完。

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monolithic)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

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

重要的诉讼尤其是刑事，他必须亲自听审。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一个主簿，我们也可视之为秘书长，还有一个典史主牢狱，一个县儒学教谕和现代的党代表与政治指导员接近。

只有这些人在文官系统里有地位。其余的官，大县可能有半打左右，小县减半，称为"未入流"，有同军中的准尉，不能与一般官僚同样地提调升迁。

再下层则是吏，亦即是书算手，虽为地方性职业性的低级干部，待遇菲薄，有些尚且无薪，只靠非正常的收入生活。

大县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县可能10余人。只有这批人手，又缺乏银行与汇兑处，如何能够处理几万纳税的税户，一般的县份都为数几万，大的县多至10万以上。

况且当日的风气又重仪礼、重文字，各官员在繁文缛节之余，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如何能注意到乡村里的纳税人?

其答案则是使用威权。上海县在1584年即将全县划为56个区，一区就指派一个"总催"，下辖十余个村庄。

这总催每隔十日必须到县衙门报到一次，将他经管的钱粮和书算手对数。

如果有不如额的地方这总催就要挨打，打罢，他的责任没有卸下，他还是要催。

我们也可以想像这些人只要可能时，在乡村里作威作福的态度了，上海的土地税，一部分属于漕粮，而且属于"白粮"，亦即赍送到北京供宫廷里食用或国家祭祀之用。

于是在这些派粮的区里，又各派一个"收兑"。他的任务要责成粮户，将白米运送到指定的河滨，和运军交纳完毕才能算数。

白粮一到船上，就成了运军的责任。我们从很多文件上看到，粮船遇到风暴漂没，运军有负责赔偿的记载。

有时追究责任及于总旗、小旗，亦即下至连长、排长，有些文件还提及运粮的军官负不起责任卖男鬻女，甚至削发为僧。

这种体制威权总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所以最怕变态，因为一改则全部都要改。

我们也看到有些文件上提到土地变形，以前记载在文书上的土地被水冲去，可是应缴纳的钱粮无从注销，即使以前应纳粮的人不在，邻居乡里也要集体负责。

1580年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教师的地位秉政，用年轻的皇帝的名义实施全国丈量，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清算一次，准备与民更始。

可是张自己在1582年死去，于是文官集团里发生一次"翻案"的运动，以前称张居正为能臣的人都被排斥，以前和他作对的都算好人。

凡是丈量清出土地的人都被称"掊克"，亦即是以少报多欺负老百姓邀功。

群情如是，万历皇帝也只好发下诏书，将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主持丈量的成果推翻，以后到清朝康熙皇帝想实施全国丈量也没有成功。

明朝土地之底账一直用到民国时代，有中外书刊证明。这样也可以窥见中国改制的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