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纽扣

黑纽扣

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

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

“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

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

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惟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像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当时被铁丝工厂占了,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邻居们都迁走了。因为房东想多要钱,在斤斤计较地和厂方耍赖皮,高楼下仅剩我们家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还没有清除的建筑垃圾包围着。邻居们迁走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外人迈进我们家的门槛儿了。没有人串门儿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异常冷清寂寞的家。我们家在哈尔滨市又没有任何亲戚互相走动,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们难耐。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早都在巴望着,随便有个什么人,能够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幢高楼后面,在一堆堆建筑垃圾的包围之中,有我们一家人生活着。只要这个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会将我们全家真挚的、充满敬爱和感激的情意奉献给这个人。这大姑娘那一天变戏法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我们惊奇,而且令我们非常高兴。

她长得很俊美呢!起码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将那件脏而笨重的棉坎肩儿脱在外屋了,也脱去了工作服,向我们展出一件半新的红底儿黑花的紧身小袄。她比母亲高半头,这在女人们来说,是很值得羡慕的所谓“适中”身材了。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看得出,她的身材苗苗条条,不胖也不瘦。也许是刚用凉水洗过脸的缘故吧,使她的脸色看去那么红润。眼边的煤灰却是未洗尽,一双温良的眼睛仿佛描了眼圈似的,显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完完全全是个大人。而她这个大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弟弟妹妹们一溜趴在炕上,傻呆呆地瞪眼瞧着她。

在我们不懂礼貌的盯视下,她有些发窘地侧着身,双手攥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轻声问母亲:“大姐,有木梳吗?”

“有,有……”母亲应着,赶紧拉开破桌子的抽屉,寻找出我家中惟一一把断了好多齿的木梳。

她接过木梳,就拆散了辫子,梳起头发来。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

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

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

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

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

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

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

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

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

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

“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她复低下头说:“那……我愿长久住下……”仍继续梳头。

母亲乐了,说:“不过,孩子们面前,总得有个叫法。你叫我大姐,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今后,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行吗?”

“嗯。”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她放下了梳子,开始编辫子。

母亲又对我们说:“都听见了吗?今后要叫小姨!”

“小姨!”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一迭声地叫“小姨”。

她半转过身,瞧着我们,又那么可爱地笑了。

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在一片“小姨”的叫嚷声中,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我那把木头做的、涂了墨的驳壳枪,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都抵不上这个小姨!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

以往,母亲下班后,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那一天,虽然母亲下班很晚,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但她还是撑着精神,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拌了一盘。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做了小半锅汤。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看得出,小姨和母亲一样,是个干起活来不藏奸不掖懒的。要不,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

母亲和小姨吃罢饭,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我心里高兴,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小姨要抢着刷洗。母亲拦住她,说:“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今天还不能劳大驾!”

小姨无声地笑了。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

母亲又说:“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给你搭个铺。”

小姨微微点头。在我们眼中,她是个大姑娘,是个大人。在母亲眼中,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是个孩子,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

母亲开始铺被窝儿,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白被头也都很脏了。母亲很勤劳,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因为炕是脏的。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夏天,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而整个冬季,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已经七岁了的我,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它不深也不浅。

我兑了半脸盆温水,放在小姨脚边,很礼貌地对小姨说:“小姨,请你洗脚吧!”

“呀!……”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又看着母亲。

母亲也说:“你洗脚吧。”

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

母亲平淡地一笑,说:“谈得上什么恭敬呀,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你看不出来?”

小姨说:“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哪能看不出来呢!”又端详着我问:“上学了吗?”

我回答:“上了。”

“几年级?”

“刚上一年级。”

“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小姨是高小毕业呢!”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

我也不禁笑了,说:“行。”

母亲接言道:“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是两道杠呢,考试还得了奖状呢。”

“你是该好好读书啊,你爸爸在外地工作,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还要拉扯你们长大,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小姨又对母亲说:“大姐,你可真不容易啊!”

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可不,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

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从书包里拿出课本,脱了鞋,默默地贴墙躺下,朝墙转过身去,捧着课本看。

母亲催促小姨:“洗脚吧,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可是够累了啊!”

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她才洗。洗完,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迟迟不上炕脱衣。

母亲又催促。

小姨说:“我侄子看书呢!”

“我不看了。”我说着,将课本塞到枕下。

若是往常,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顷刻便会进入梦乡。但那一天,我们却毫无睡意。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趴在被窝儿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看也看不够。

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

小姨低下头去,悄悄地说:“大姐,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怪羞人的……”

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大声命令:“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

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那个又睁开了眼睛,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小姨就不存在了。

“这些孩子,真不听话!”母亲佯装生气,看了小姨一眼,忍不住扑哧乐了,顺手拉灭了灯。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只听到小姨NE04FNE04FND127ND127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

沉静了片刻,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大姐,和咱们一块儿干活的那几个男人忒坏,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

“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越当真,他们越开心!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不敢生气,怕得罪了他们,他们今后欺负我。”

“别怕他们,谁敢欺负你,大姐饶不了他!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但不受人欺。你是我妹子,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

就这样,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

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还是个共青团员。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在搬到我们家之前,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首先是,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巴巴了。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因为小姨很爱清洁。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搬到外屋,一头一只,当作床腿。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截断后,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床”。白菜萝卜堆到了“床”底下。外屋四处透风,墙上挂着厚厚的霜。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又用破棉团塞进透风的缝隙。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增加了两节烟筒,穿到里屋去。这样一来,里屋不但同样暖和,而且显得宽敞了。小姨没住到我家时,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小姨住到我家后,我并未经母亲吩咐,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这一类事情做过后,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

春节前一个月,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天,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明白了母亲的心事,我也暗暗为此忧愁。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他不发脾气才怪呢!

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夏天再回来。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

小姨自然不知,几乎天天都问母亲:“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就说:“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

“大姐,你快写封信,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你就不想?”

母亲淡淡地说:“不想。”

小姨笑道:“大姐骗人。就算你不想,孩子们也不想?”

母亲说:“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

弟弟妹妹们一听,抗议地嚷起来:“没忘,没忘,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

母亲便不再说什么。

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我念完信,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我和母亲互相望着,默默无语。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既觉得心中安定了,又觉得很内疚。

小姨则谴责起父亲来:“哪有这样的人,两年多没探家了,孩子老婆一大堆,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大姐,我替你写封信问问他,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啊!”

母亲则装作生气地说:“才不给他写信!他心里没这个家了,我们心里从此没他!”

小姨的父亲,一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小姨,想带小姨回去过春节。小姨不回去,她对父亲说:“这个春节是我和大姐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姐夫又不探家了,撇闪得大姐和孩子们多冷清啊!这个春节我一定要跟大姐和孩子们一块儿过。”

小姨的父亲在我家住了两天,不好勉强小姨跟他回去,失望地走了。他临走,对母亲说他把小姨托付给母亲了。

我们的父亲虽然没回来探家,我们却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春节。快乐是小姨给予我们的。

我们也送灶王了,也供祖宗了,也吃年宵饺子了,也放鞭炮了,小姨还帮母亲炒了好几样菜。买了一瓶价钱便宜的色酒。

吃年宵饺子的时候,母亲在桌上多摆了一只小盘,一双筷子。

我说:“妈,多了一个人的。”

母亲说:“不多,那是你爸爸的。你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和全家在一起过春节了,就当这个春节是他和我们一起过的吧!”

小姨看了母亲一眼,就斟满了两盅酒,一盅递给母亲,另一盅双手端起,对母亲郑郑重重地说:“大姐,你替我大姐夫喝这一盅,大姐夫,我敬你一盅了!”说罢,一口喝干。顷刻,脸红得桃花似的。

母亲也一口喝干……

春节一过,天气渐渐暖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与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除了小姨,还有一个无法计数的庞大家族——臭虫家族。它们是靠喝我们的血繁衍子孙后代的。我和弟弟妹妹被咬得夜夜在炕上翻滚,身上被咬起了一排排一片片的大疙瘩。小妹被咬得夜夜哭闹难眠。我苦中寻乐,编了个谜让小姨猜:

日落西山黑了天,

红孩妖精上了山,

有心想吃唐僧肉,

猪八戒的耙子挠得欢。

小姨显然是猜着了的,但并不说破。只像个医生似的,用棉花团蘸着盐水,给弟弟妹妹们擦身上的疙瘩。

小姨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大姐呀,孩子们被咬得太可怜了,得想个法子呀!”

母亲用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们,说:“想了许多法子,就是治不住啊!”

第二天,小姨托病没去上班。母亲走后,小姨对我说:“跟我去,去办点事儿。”

我也不多问,就跟小姨离家了。

小姨先领我到储蓄所,从她的存折上取钱。

储蓄员奇怪地说:“昨天刚存,今天就取!”

小姨说:“有急用。”

“二十元都取了?”

“都取了。”

……

接着小姨又领我去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我推着车跟她到了杂货市场上,买了两个草垫子。

回到家里之后,她又亲自到工地上去要了一桶电石灰。然后,小姨指挥我们,将破烂家具都从屋里搬出,她就动手泡电石灰,并在电石灰中搀了好几包“六六”粉。我要帮她忙儿,她不许,怕烧坏了我的手。

小姨独自用块旧布缠了一柄“刷子”,将里外墙壁细致地刷了一遍。又烧了几大壶开水,往破家具的缝隙里浇。

母亲下班之前,我们已将家又收拾好了,炕上也换了新草垫子。由于墙壁潮湿,许多处刷过之后,不是变白了,而是变黄了,像一块块难看的黄斑。小姨真有主意,又跑到商店去买了好几张画,贴在那些地方。母亲下班后,一进家门,竟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

小姨的双手都被烧起了许多大泡,她瞧着母亲抿嘴笑。

母亲要给小姨买草垫子的钱。小姨说什么也不收。

母亲说:“你积攒点钱不容易,家中还有老父母的,你得收下!”

小姨生气了,说:“大姐你要逼我收下,我就搬走了!”

母亲只好作罢。

母亲擎着小姨烧伤的双手,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那一夜,我们睡得十分香甜……

房东向街道告了母亲一状。说母亲财迷心窍,私自往家里招房客,做起“二道房东”来了。街道干部们听信了,就来到家质问母亲,母亲作了解释,然而他们不信。“哪有这么好心的人,非亲非故的,白将房子给人家住!”她们当着母亲的面儿表示怀疑。

母亲火了,顶撞道:“你们不相信,就随你们的便好了!”

后来她们又当小姨在家时,来向小姨“调查了解”。

小姨回答她们:“要说我大姐收留我是做了‘二道房东’,那才是财迷心窍的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呢!”

她们还不相信,毫无理由地认为肯定是母亲和小姨串通一气,预先商量好了的对词。于是便怂恿房东向法院起诉。

不久,母亲接到了法院的传讯。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被迫跟法律打交道。

小姨毕竟是个农村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很不安,对母亲说:“大姐,我还是搬走吧!”

母亲问:“你有地方去?”

小姨说:“还睡火车站。”

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听小姨说她还要去睡火车站,都急了,乱嚷嚷:

“小姨,你千万别搬走啊!”

“妈,无论如何别让小姨离开咱家呀!”

母亲看着小姨说:“听见孩子们的话啦?不许你搬走!你一搬走,没影的事儿也成真事儿了!有理走遍天下,我才不怕法院!你要去睡火车站,就再别叫我大姐!”

母亲从法院回来时,一副胜利归来的骄傲姿态。

小姨问:“大姐,赢了?”

母亲说:“有理嘛,还能输了不成?”

小姨说:“谢天谢地,你走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母亲说:“没见过世面的!”

小姨又问:“大姐,法院怎么问的?你都怎么回答的?”

母亲淡淡地说:“学这些干啥,没意思的!法院的同志当着我的面告诉房东,第一,他起诉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不许他为难我们,更不许赶我们搬家,除非我们主动想搬。还批评他只收房费,不修房子……”

小姨佩服地说:“大姐,你还真行!”

母亲说:“行什么,我是憋着口气上法院的啊!要不是人家告了咱们,我宁可忍气吞声。”

小姨反倒张扬起来了,愤愤地说:“大姐,我陪你找房东去,当面损他一顿,替你出出气!”

母亲说:“得理让三分,算啦!咱们再给房东加两元房钱吧,省得他往后再找麻烦,惹是生非的。”

小姨听了,瞧着母亲,半晌没言语……

过了“五一”,天气更暖和了。一冬天泼的脏水,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堆上结了一层层的脏冰。白天,被太阳晒化了,从垃圾堆上淌下来,不但泥泞了道路,还散着难闻的气味。

一天晚上,小姨背着双手,对母亲说:“大姐,你猜家里给我寄啥来了?”

母亲问:“是鞋吧?”

小姨摇头。

母亲想了想,又问:“衣服?”

小姨说:“大姐你要总往穿的上想,永远也猜不着的!”

母亲笑了:“那是吃的东西?”

“也算是吃的,可马上吃不成啊!”小姨笑了将双手伸向母亲,“是菜籽,还有花籽呢!”就将手中的小布袋朝炕上倒,一小纸包一小纸包地排开,一边说,“瞧,这是小白菜籽,这是菠菜籽,这是油菜籽,呀,还有黄瓜籽和豆角籽呢,大姐你再看这些是花籽,扫帚梅、月季香、指甲花……十多种呢!”

母亲问:“你们家怎么想起给你寄菜籽花籽来了!往哪儿种哇?”

小姨回答:“我写信叫家里寄来的。我要和侄子们改造那些垃圾堆!”

母亲说:“亏你还有这份心思,到底是个姑娘的心!”

小姨说:“人活着嘛,就得想着法儿让自己活得舒畅!”

第二天是星期天。小姨就带领我们,平整了那几座垃圾堆,一畦畦一垅垅地种菜种花。

过了不久,那几座垃圾堆都变成绿色的山冈啦。

到了七八月时,豆角黄瓜已爬架子,花也开了。我们家那小破土屋的前后左右呀,就像座小花园似的了,红是红,绿是绿,紫是紫,黄是黄,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极了,美丽极了。招引来了蝴蝶和蜻蜓,也招引来了铁丝厂里的女工们。她们三五成伙地在午休时和下班后来看花,要花。小姨很慷慨,对谁都满足,博得了那些女工们的好感。

怎么两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仿佛被与城市隔离了似的,在高楼后边,在小小的破土屋里,竟会生活得这么有情有趣的呢?

那些女工们常常面对我们的花园发出这一类感叹。

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们再也不囚在屋里子。垫块木板什么的,围坐在母亲和小姨身旁,听两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女人说话。欣赏着我们的绿,我们的花,我们的美丽,我们的“大观园”。我们几乎都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而我们面对的美好,是一个农村姑娘,是我们的小姨带给我们的。在沁人心脾的馥香中,在生机勃勃的五彩缤纷中,我们弱嫩的灵魂体会着某种悟性,进行着幼稚而严肃的思考,思考着什么是人世间的美好,什么是感激,为什么需要感激……

在那种时刻,我更加认定,小姨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小姨和母亲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转正”两个字。还会有什么别的话题,会比“转正”更使两个做临时工的女人入迷呢?小姨和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转正。这种向往常使小姨喜形于色,常使母亲脸上洋溢出少见的对生活满怀信心的光彩。我知道——转正,这是小姨和母亲共同的幸福。

有天傍晚,我坐在小姨身边,伏在小姨膝上,摆弄着小姨的长辫子,拆开,编好,编好,拆开,觉着怪好玩的。

母亲望望我,又望望小姨,叹了口气,说:“我长这么大也没捡过什么,想不到如今捡到的比金子还贵重。”

小姨孩子般天真地问:“大姐你捡啥好东西了?快告诉我!”

母亲说:“我给自己捡了一个妹子,给孩子捡了一个小姨啊!”

小姨注视了母亲良久,忽然偎依着母亲,低声说:“大姐,我保你捡到了,就再也丢不了啦?”

母亲低声道:“你嘴上这么说呗,你还能在我家住一辈子?今后就不结婚,不成家了?”

母亲又训斥我:“真不懂事,老大不小了,还装孩子,一边玩去,别赖在你小姨身边!”

小姨光是笑。

我脸红了,不好意思起来。小姨却用一条手臂轻轻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离去,说:“绍生,你长大了,考上大学,将来当了干部什么的,不会不认小姨吧?”

我大声回答:“我要不认小姨,天打五雷轰!”

小姨格格大笑起来。母亲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我觉得小姨的手臂是那么柔软,我心里默默地说:“小姨,小姨,我有多爱母亲,就有多爱你!”不由得将脸贴在了小姨的手臂上……

一天,母亲和小姨下班后,都闷闷不乐。原来,小姨转正了。而母亲,却因为精简临时工,被打发回家,第二天就不准上班了。看得出,母亲心中很难过,很失望,自尊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我心中也很难过,很忧郁。穷困的生活使我懂事早,知道母亲失去了工作对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小姨对母亲说:“大姐,你太老实了!你哪天干活比别人干得少了?那么多藏奸掖猾的人都转正了,为什么偏偏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回家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明天替你找他们讲理去!不让你转正,我也不干了!”

“我不许你为我去抱这个不平!”母亲很严厉地说。母亲还是头一次用那么严厉的语气对小姨说话。

小姨呆住了,怔怔地瞧着母亲。

母亲缓和了语气,又说:“傻妹子,你从农村到城市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如今又转正了,你父母该多为你高兴啊!你可千万不能为我抱这种不平,那样做兴许你也会被解雇了呀!你能转正,大姐我心里替你高兴啊……”母亲说不下去了。

“大姐!……”小姨忽然扑在母亲怀中,嘤嘤地哭了……

小姨转正后不久,便搬到厂内的职工集体宿舍去住了。对小姨的走,我们和母亲都依依不舍。但想到小姨毕竟是搬到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去处,就都不说挽留的话了。

小姨也对我们和母亲依依不舍。搬走那天,她又孩子似的哭了一通……

小姨虽然从我们家搬走了,却并没有忘记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必定到我家来。小姨仍是我们比亲姨还要亲的小姨。

父亲信中说那一年夏天探家,却一直到国庆节的前两天才回来。回来后,自然从我们口中听了许多“小姨”长“小姨”短的话,免不了就盘问母亲:“你打哪儿认这么个妹子?怎么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姨了?”

母亲回答:“这又不花你的费你的,也得受你管吗?”

父亲正色说:“当然要管,我可不许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孩子!”

母亲也正色说:“往好的影响也不许吗?”

父亲说:“只要我看她不顺眼,就不许她来!”

母亲说:“若来了,你还真将她撵出去不成?”

父亲说:“那是当然!”

母亲说:“你问孩子们答应不?”

父亲说:“哪个孩子还敢拦着我吗?”

母亲“哼”了一声,不再同父亲拌嘴。私下里吩咐我:“今晚去你小姨那儿看看她,告诉她这个月内别来,等你爸回西北去了再来。”

吃罢晚饭,我躲过父亲的眼睛,离开了家。

“为什么不让小姨见你们的爸爸呀?他三头六臂怪吓人的吗?”

小姨听我说明来意,奇怪地瞧着我问。

我诚实地回答:“妈妈怕爸爸不喜欢你,你去了,把你撵出来。”

“这么回事啊……”小姨想了想,说,“那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不去就是了。”

小姨还要留我玩。我怕回去太晚,父亲盘问,匆匆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小姨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花布衫,一条绿色的裙子,笑盈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母亲正要出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瞧见小姨,不禁一怔,意外地说道:“哟!你怎么来了呀!”

“我大姐夫千里迢迢地探家了,我来看看他呀!”小姨说着,就迈进了屋。

母亲也赶紧随后跟进了屋。

弟弟妹妹一见小姨,亲亲热热地乱嚷着:“小姨、小姨……”将小姨团团围住了。

父亲正在对着破镜子刮脸,从镜子里瞧见了小姨,也不转身,也不理睬,仍继续刮脸。

母亲说:“他爸,孩子们小姨来了。”

爸爸不得不“唔”了一声,还是不朝小姨看一眼。

母亲只好以自己的热情冲淡父亲的冷漠,将小姨轻轻按坐在炕上,接过她手中的提兜放在一旁,责备地说:“又给孩子们买东西!你挣多少钱啊?一次次地破费!”

小姨笑道:“大姐,这次可不是给孩子们买的,是给我大姐夫买的。”

父亲已刮完了脸,收起刮脸刀,还是一句话也不对小姨说,端着脸盆到外屋洗脸去了。

母亲又赶紧跟在父亲身后到外屋去了。

我们都不安地瞧着小姨。

小姨却快乐地和我们逗着笑着。

一会儿,我瞧见母亲在外屋推了父亲一下,将父亲推进屋来。

父亲被推进屋后,坐在炕沿上,不情愿地搭讪着对小姨说了一句:“今天休息?”

“嗯。”小姨停止了和我们逗闹,瞧着父亲,微微一笑,说,“大姐夫,我看你也不像个脾气厉害的人呀!”

父亲说:“谁讲我是个厉害人了?”

小姨说:“大姐呗,她担心我来了,你会把我撵出去。”

父亲说:“没影的事儿!”

小姨说:“我寻思大姐夫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嘛!”

小姨又问:“大姐夫,你从西北回东北,坐几天火车呀?”

父亲说:“三天三夜。”

“西北风沙大吧?”

“大得很,能把人刮跑了!”

“冬天也下雪吗?”

“下雪。”

“听说西北缺水?”

“再也没有比西北缺水的地方了!我们运水的汽车前边走,老牛跟在后边,用舌头舔水箱。一跟跟出去十几里。渴得老牛见了水直淌眼泪。有的老牛活活渴死了,因为身体里没水分,牛皮都扒不下来……”

说起大西北,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谁想拦也拦不住,滔滔不绝。

小姨就瞪大着眼睛,像听什么新奇故事似的,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一天,父亲并没有把小姨从家里撵走。

那一天,小姨在我们家吃了午饭,又吃晚饭,一直呆到天黑才回去……

小姨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她小姨人还不错,挺实在个农村姑娘。”

母亲没好气地说:“实在不实在,用不着你夸!”

父亲低下头,嘿嘿地笑了……

父亲回大西北去时,还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姨。

小姨来到城里一年多后,脸儿变得白了。眼睛变得亮了。更爱笑了。性情更温柔了。身材更窈窕了。变得更漂亮了。

铁丝工厂的一些小伙子,常常拦住我嬉皮笑脸地问:“哎,小家伙,经常到你家来的那个大辫子是你什么人呀?”

我不无骄傲地回答他们:“是我小姨呗!”

“你问问她,让我做你的姨夫行不行?”

我听不出是不是好话,就骂他们。他们倒不恼火,反而哈哈笑。铁丝厂的几百名年轻女工,在我看来,哪个也比不上小姨好看。我认为,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别人面前骄傲骄傲了。

记得那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小姨又到我家来。穿了一件崭新的府绸衫,一条咔叽布裤子,一双新皮鞋。那天她显得尤其漂亮。小姨从不过分打扮。即使花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朴朴素素的。

母亲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看了她许久。

小姨被母亲看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勾下头低声问:“大姐,你这么呆呆看我干啥呀?”

母亲说:“我瞧你是越来越好看了。”

小姨缓缓抬起头,说:“以前别人说我好看,我不信。现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好看些了!”

母亲说:“自己夸自己,羞不羞?”

小姨说:“本来嘛,城里洗脸,用温水,使香皂,人还能不变得白白净净的?”

母亲笑道:“可也是呗!”忽然又问:“你前次回家,莫不是回去定亲的吧?”

小姨倏地红了脸,大声说:“才不是呢!才不是呢!”

母亲说:“是不是的,我也管不着你!”

小姨说:“怎么管不着?你是我大姐,我是你妹子嘛!”

母亲说:“那我问你,你是想在农村找婆家,还是想在城里找婆家呀?”

小姨见母亲问得认真,低头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反问母亲:“大姐你说呢?”

母亲说:“当然是该在城里找了。你如今是城里人了嘛!工厂不是也替你将户口落下了吗?”

小姨点点头。

母亲说:“那就更该在城里找了!”

小姨说:“大姐我听你的。”

母亲又说:“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帮你参谋参谋。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几年咸盐,什么样的男人,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的。”

小姨低下头,许久不做声。

母亲问:“你信不过大姐?”

小姨又沉默了一会,低声说:“大姐你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怎么才能知道呢?”

母亲思索了片刻,问:“你八成是看中哪个男人了吧?”

小姨抬起头,连连分辩:“没有,没有。”

母亲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别人是没法看出来的,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啊!”

小姨又低下头不说话,出起神来。

……

到了秋季,连日暴雨,松花江水位猛涨,高出市面几米。那一年的水患,是一九三六年后的又一次严重水患。幸亏防洪工作做得早,大水没有灌入市区。全市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昼夜分批奋战在各处防洪大坝上。有许多日子,小姨没到我家来,母亲说,她必定是参加抗洪了。

中秋之夜,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防洪大坝上度过的。

江洪终于被战胜了。

母亲说,小姨过几天就会来了。

我们和母亲都在殷切地盼望着。一个多月没见小姨,我别提有多想她。

江洪虽然被战胜了,秋雨却没有停止。

一天深夜,外面风雨交加,雷声不断。闪电透过低矮倾斜的窗格子,在我们的破屋子里闪耀出一瞬瞬的光亮。我们和母亲都已躺下了,但还没有入睡。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我说:“妈,有人敲门。”

母亲说:“深更半夜的,哪会有人来!”

我肯定地说:“妈,是敲门声,你听!”

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果然是敲门声。

母亲却不敢下地去开门。

敲门声又响起了。

“大姐……”

我们都听出了是小姨的声音。

“快……”母亲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地去开了门。

果然是小姨,她没撑雨伞,也没穿雨衣,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衣服裤子沾满泥浆,显然是滑倒过的。

母亲也披着衣服下地了。

弟弟妹妹都醒了,我们和母亲愣怔地瞧着小姨。

“你……你怎么突然……”母亲吃惊极了。

小姨直挺挺地站在母亲面前,手中拎的包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沉重地坠着她的手臂。雨水顺着发缕,顺着苍白的脸颊,顺着贴住胸脯的衣襟往下淌,顷刻在她那双泥鞋旁淌了一片。她那双眼睛,仿佛也被雨雾罩住了,目光迷惘地定定地看着母亲。

“大姐,你……还收我……住下,行吗……”从她那两片冻得发紫的嘴唇之间,滞涩地输送出这么一句话。

“有什么不行的!快先把湿衣服换下来……”母亲立刻拉着她的一只手,将她引到了外屋。接着,母亲又走回里屋,打开破箱子,挑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抱着被褥枕头,又到外屋去了。

“跟同宿舍的人吵架了?”我们在里屋听到母亲低声问。

“大姐……”随后听到了小姨的哭泣。

“受欺负了?都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啦,住集体宿舍不同于住在自己家里,事事要宽宏大量嘛!”

小姨的哭声很低很低,却令我听了心碎……

……

那一夜,母亲便陪小姨睡在外屋。

第二天,小姨病了。高烧中偶尔说一句我们听不清楚也无法理解的呓语。

第三天,雨停了。来了两个小姨厂里的领导,说是要向母亲了解一些有关小姨的情况。母亲将我们一个个从里屋赶出来,关上门,在里屋和他们说了半天。

母亲送他们走时,脸色很阴沉。从外面进屋,先站在小姨铺前,怔怔地瞧了一会儿熟睡中的小姨,慢慢转过身又独自发呆。接着抓起块抹布,心不在焉地抹抹这儿擦擦那儿。忽然对我说:“绍生,你好好在家照看你小姨,我去请街头私人诊所的王老中医来。”

不大一会儿工夫,母亲将王老中医请来了,见我们守在小姨铺前,无缘无故冲我发起火来,大声训斥:“还不出去!”

我看得出母亲心里极烦,乖乖地退了出去。

王老中医走后,我和弟弟妹妹们还不敢进屋,就从土埋半截的窗子外面偷偷朝屋里窥视,见母亲正一手扶着小姨的肩,一手端着水杯,几乎是用命令的语调说:“红糖水,喝下去。”

小姨喝了那杯红糖水,母亲扶她躺下,坐在铺边,瞧着她的脸,冷冷地问:“刚才你们厂里的领导来过了,你知道?”

小姨的头在枕上微微摆了一下。她好像接受审问的人一样,目光又诚恳又羞愧地望着母亲。

“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你竟骗了我!”

“……”

“你瞒过了我的眼睛,能瞒得过别人的眼睛吗?能瞒多久哇?!”

“……”

“说,是什么人的?”

“……”

“说话呀!”

“……”

“你哑巴啦?”

“大姐,我不能告诉你。我谁也不能告诉。”

“你……”母亲生气了,倏地站了起来。随即忍气坐下,又问:“好,我也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尊姓大名,那你们事到如今,为什么不结婚?”

“……”

“他……要撇了你?”

小姨的头又在枕上轻轻动了一下。

“那么难道……是你不愿意?!”

“……”

“你给我说话!”

“大姐,我不能和他结婚了……”

“什么?你肚子里怀上了孩子,你倒说不能和他结婚了!”

“大姐,你别追问了!”小姨闭上了眼睛,两颗很大的泪珠,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我要问,问个一清二楚!你爹当初是如何把你托付给我的?难道你忘了吗?”母亲又动气了。

“你要不说,你就离开我家!我不能让人指我的脊梁骨,说我收留了个大姑娘,在我家生下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小姨又睁开眼睛,噙泪望着母亲,说:“大姐,你放心,我病好点,就走……绝不连累你的名誉。”

“走?你往哪走?”

“没有去路,还有死路!”

小姨轻轻往上扯被子蒙住了头。我看见被子在微微耸动着。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又是怜又是恨地说:“你呀你,你这都是为了什么呀!”轻轻掀开被角,用手掌心去擦小姨脸上的眼泪。

……

小姨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

小姨被厂里开除了。

母亲却并未因此而把小姨赶走。

小姨在我们家里生下一个小女孩。

女孩刚刚满月,小姨的父亲就从农村来了,将小姨和孩子一块儿接走回农村去了。

母亲那一天怀着无比的内疚对小姨的父亲说:“大伯,我对不起你……”

小姨怀中抱着孩子,一步步走至母亲面前,双膝同时一屈,给母亲跪下了。她仰起头望着母亲,泪流满面,想说什么话,嘴唇抖抖的,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母亲扶起她,也想对她说什么,也是嘴唇抖抖的,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母亲一转身走入屋里,再没出来。

是我将小姨父女送到了火车站。火车开走后,我望着远去的火车,感到我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也被火车带走了。

回到家里,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哭红了……

不久,小姨来信,说她可能做村里的小学教师,我和母亲都为此减少了一些替她感到的忧郁。

几个月后,小姨又来了一封信,说是当小学教师的事不成了……

往后,小姨和我们家也就只有书信来往了。

我升初中那年,小姨又从农村来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带着孩子。那女孩已经五岁了,一张小嘴很甜却面黄肌瘦的。母亲很疼爱这没父亲的孩子,有口好吃的,总要留给她吃。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好吃的。两搀面的馒头,就是很馋人的东西了。

小姨却明显地老了,仿佛有三十多岁了。穿的也是打补丁的旧衣服,满面愁容。半个多月内,几乎就没见她露过笑脸。

母亲曾私下里劝小姨再找个男人。

小姨瞧着她的孩子,凄然地说:“大姐,我眼下没这心思,等把孩子拉扯成人再考虑吧。”

母亲说:“傻话,那时哪个像样的男人还会讨你?趁现在还算年轻,赶快找个男人吧,也能帮你把孩子拉扯大。”

小姨沉默许久后,低声说:“只怕找个不通人情的后爹,会给孩子气受。”

母亲急躁了:“哪个又是孩子的亲爹呀!但凡是个有良心的男人,能把你们母子俩撇下了不管吗?”

“大姐,你别那么说这个人吧……”小姨几乎是在请求。

母亲便忍住许多要说的话不说了。

我们家的日子也很艰难,小姨不忍心分我们全家的口粮吃,半个月后就带着孩子回农村去了……

从那一年至今,已整整二十三年了。我下乡,上大学,落户北京,就再也没见到过小姨了……

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对小姨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并且对那个造成小姨一生如此悲凉命运的,仿佛只一度存活在小姨心灵中的男人,充满了强烈的憎恨。我从哈尔滨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在生活的道路上匆匆地奔来赴往,几乎就将小姨忘却了。只有弟弟妹妹们在来信中提及小姨,才使我想起这个与我们的家庭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除了母亲而外惟一使我们感到最亲近的女人。即使想起她,也是想起了那个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双膝跪在母亲面前的,脸色苍白,两目盈泪的小姨。当时的离别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如今听母亲讲,小姨已是不久于人世之人了,我对小姨的思念,油然而增强起来。

第二天,我本想就到双城去看小姨,却来了两个中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他们是到家里来请人去帮忙安装土暖气的,意外地见到我,自然就聊了起来,误了火车时刻。

第三天,我生怕再被什么人耽搁在家中,一清早便离家,赶上了去双城的郊区火车。

小姨家所在的村子竟是个大村,有百户人家以上。新盖的砖房不少,有些人家连院落围墙也是砖的。足见农民们的生活是比过去富裕多了。

我向几个村人询问小姨家住哪儿,都摇头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我只好又说出“小姨”的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纷纷说:“原来你要找秀秀她妈呀!”一个姑娘便主动引领我。

路上,她问我:“你从天津来?”

我反问:“为什么你以为我从天津来?”

“秀秀在天津读大学嘛!你和她是同学?”她用一种猜测的目光看我。

我说:“我从哈尔滨来,秀秀是我表妹,她妈是我姨。”

“是吗?这我可从来不知道……”她那猜测的目光,就转而变成了研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要把我“研究”透彻似的。

姑娘引我走入一个破败的院落,说:“就住这儿!”那房子,很久未修缮了,与周围的变化极不协调。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一位中年女人在炕间熬药,惊奇地扭身看着我,问:“你找谁?”

我说:“我从哈尔滨来,看我小姨。”

她“啊”了一声,说:“快进屋吧,我知道你是谁了,她天天念叨你呢!”

走入里屋,见小姨躺在炕上,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她怔怔地瞧着我。

“小姨!”我情不自禁地叫道。

“是……绍生?!……”小姨便要挣扎起身,却是挣扎不起。

我立即走到炕边,轻轻按住被子,不使她动。

小姨拽住我的一只手,眼中落下泪来,说:“想不到我还能活着见你一面……”

那女人,是小姨家的邻居,受村人们的委托,天天来照料小姨的。我向她道过了谢,她就走了。

她走后,小姨用手轻轻拍着床边。她那只手很枯瘦,皮肤也很粗糙,呈黧黑色。她已病得连抬手的气力都几乎没有了,手臂像死肢似的贴在炕上,连手腕也看不出在动,只有僵曲的手指抬起,落下……这双手曾多么温柔地爱抚过我啊!

也许只有我才能明白她的意思,我轻轻走到炕边,坐了下去。

她那只手抓住了我的手,抓得那么紧,仿佛她全身最后的力量,都集中在她那只手上了,就像一个惟恐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孩子,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不放一样。

我心中一阵酸楚。

我注视着她的脸,想要在这张脸上寻找到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想要重见昔日的美。哪怕是一点点美的余韵,小姨她不过才四十多岁啊!这张脸曾在我还是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使我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羞愧,也使我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美好。然而这张脸如今苍老得使我根本认不出来了,浮肿,灰黄,目光无神,头发稀少得可怜。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小姨用微弱的声音问,无神的目光,凝视在我脸上。

“不,小姨,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我转过脸去,不忍再望着她。

“我会好起来?……也许……我想,我也不会就这么……就死了……”她微笑了一下,像阳光在枯叶上的一抹闪耀。

几只母鸡气宇轩昂地逛进屋里,仿佛它们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似的,目中无人地东刨一下,西啄一口。

小姨又开口说:“你……替我……喂喂鸡……外屋粮箱里……有米……”

我便起身将鸡唤到院子里,一边机械地撒米,一边又想到了那个仿佛隐藏在小姨可悲命运的阴影之中的男人,并为自己也是一个男人感到罪孽深重。

突然听到屋里一阵响动,我慌忙走进屋去,见小姨倒在地上,地上一片水,毛巾和香皂浸在水中,脸盆却滚到了墙角。

我慌忙将小姨扶起来,抱在炕上。她的身体竟瘦得那么轻!衣服也湿了,一手还抓着湿毛巾。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我……想洗洗脸……洗洗……头……”小姨那苍灰的脸上竟因羞愧出现了红晕。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无比强烈地震动了我的灵魂。啊!我的小姨啊!

我不知说什么好,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我当时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我默默捡起脸盆,捡起了香皂和小镜子。镜子,已经碎了。

我重新兑了一盆温水,放在炕边。我坐在炕边,将小姨的头枕在我的膝上,一声不响地给这个我小时候曾非常敬爱过的女人洗了脸,洗了头。我这样做,觉得我仿佛是在向这个女人偿还什么。可这又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偿还!泪水,从小姨的眼角溢了出来,也从我的眼角溢了出来……

当我重新坐在床边,注视着小姨的时候,她又轻轻抓住了我的手,说:“想……听我告诉你吗?”

我低声问:“小姨,你要告诉我什么?”

“告诉你……当年……那件事……”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爱过。”小姨说。那声音里,有一种满足,一种我简直无法理解的幸福之情。

“我爱过。”她重复地说,“我……知道,你,你母亲,你们全家,包括秀秀,我的女儿,都恨他,恨我爱过的那个男人……可是,我不恨他。我一点儿也不恨他。他是爱我的。我多爱他,他多爱我……”小姨的话,竟说得连贯起来。

“他那样真心实意地爱过我,我死了也知足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懂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实意喜欢一个女人,会爱这个女人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一次二等功。当年,是个预备党员,是我们那批转正女工的领队。大家都说他人品好……你母亲要是见过他,也一定会说他是个好男人的。我和他当年真……孩子气啊!我们有意瞒着你母亲,一是怕她为我们的婚事操心,二是想使你母亲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决定,结了婚再双双去看你母亲,想让她光为我们高兴,半点也不必费心替我们张罗。我们真像两个孩子啊!我们不但瞒着你的母亲,还瞒着所有的人,偷偷相会,偷偷相爱……

“后来,他参加了抗洪。中秋节那一天,同宿舍的其他女工,都回家和家人们团圆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很孤单。他来了,我高兴得什么似的。我希望他陪我度过那一天,他却说不行,他得参加抗洪。我说:‘你不是已经参加过了吗?这一批没有你呀!’他说:‘你别忘了,我是预备党员呀!’我怪不高兴的,说他心里压根儿没有我。他呢,就光是憨厚地笑,笑得我也不忍心再生他的气了。他这个人话不多,从来也没对我说过他有多么多么爱我的话。但我知道,我感觉得到,他是非常爱我的。他整个心里只装着我一个女人。你母亲说得对,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我心里清楚,他是一片心地爱我。我见他衣服上缺了一颗扣子,就翻出一颗,要给他钉上。他不让我钉,我偏要给他钉上……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大呢,我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当时我真是幸福哪!刚钉了两三针,外面就敲起了锣,有人喊:‘抗洪的马上出发了!车一刻不等啊!’他一听,就急急忙忙站起来,从衣服上揪下那颗没钉牢的扣子,塞在我手里,要往外闯。我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拿出两块月饼,揣进他的两个衣兜里。他临出门,亲了我一下……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能真心实意地爱我,和我白头到老,那一定就是他了,在我和他相好以前,我从没接近过别的男人。我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男人,就只爱过他。当时我已经把自己给了他,因为我就要是他的女人了,他就要成为我的丈夫了,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在人前心中有什么羞愧。可是……他为了堵坝,淹死了……听人说,两块月饼死后还在他衣兜里,一口也没吃……

“他成了人人敬仰的烈士,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厂里为他开了追悼会,许许多多的人都痛哭了。许许多多的人都表示要向他学习。他的照片还登在了报上,他的事迹也登报了。防洪纪念塔落成的那一天,市长还在讲话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全市人民心中,我当时哭得眼睛都肿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那孩子就是他的,因为许多别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不论男人女人,也都和我一样,在流泪,在哭……我站在人们中间,暗暗发誓,我要永远永远不对人们说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小姨讲述到这里,缄口了。她凝眸望着屋顶。她的脸像雕塑,毫无表情。而她的话语,却讲得一句连一句。仿佛这些话语,她已在心中对自己讲了不下几百遍了。这个女人用极低的声音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人世间最圣洁最真挚的情感!也许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才能使她在气息奄奄的情况下,如此连贯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我和小姨都陷入了沉思默想。我的心灵像一条鱼,在这沉默之中,一忽儿潜入幽暗冰冷的渊底,不知自己身在现实还是身在幻境;一忽儿浮升起来,感受着阳光透过水波的温暖和辉照……

一种类似参加最亲爱的人的丧事的悲凉,在我心灵中弥漫!

小姨终于又开口说:“要是在今天,我还是当年的我,我也许,不会向人们隐瞒这件事。可是当初,我不能够,我怎么能够……他那么爱我,我那么爱他,我不能对不起他……你,把那个箱子打开……”

我起身打开了炕角的一个旧箱子。

“把箱里那个小铁盒……拿来。”

那是一个车床工们装工具的小铁盒。我将它捧到了小姨跟前。

小姨从手腕上捋下钥匙,打开了它。

“你看吧……”她说。那目光仿佛在告诉我——我没骗你,没讲一句假话,真的!……

小盒里,放着一张叠起来的已发黄的报纸,上面,是一颗黑纽扣,带着一条线……

小姨又说:“多少年来,各种各样的人,总想从我口中问出这件事,我一个字也没吐露过。如今,再没人问我了,可我……可我……我倒非常想对人说,只对一个人说,让这个人明白。为什么呢?都隐瞒了那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说:“小姨,我明天就带你回哈尔滨!我妈妈非常非常想你啊!弟弟妹妹们都非常非常想你啊!”

“哈尔滨……”小姨脸上闪耀出一种光彩,她说:“我也想你们全家的人。明天吗?……”

我点点头,大声说:“是的,明天……”

“好……”她又笑了,喃喃地说:“我的病情,是瞒着秀秀的。这孩子正在准备考研究生,我怕……分了她的心……耽误了孩子……以后的前程。北京……离天津近……我……将秀秀托付给你了……”

我真想哭。可是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哭过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心麻木了。不,人的种种心愿还在这心中深深隐藏。只是,我已经似乎不会再哭了。

可是我当时多想哭啊!

天黑后,我在小姨身旁守到很晚,才去外屋睡下。我守在她身旁时,她似乎是知道的,却再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用她的手,轻轻抓住我的手,闭着眼睛,脸上呈现着那么一种获得极大安慰的表情……

第二天上午,小姨死了。她脸上仍保持着那种获得极大满足的表情,一种幸福的、安宁的、无憾无怨的表情……

我将那颗黑纽扣带回了北京,放在妻子装耳环的一个精巧的小盒里,摆在书架上。为了使自己能经常看见它,想起小姨。我知道,我将永远珍存它,却不会再打开那小盒,更不会将它出示给任何人看——那颗黑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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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上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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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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