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
冉来了。
“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
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
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
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
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
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
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
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
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
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
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
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
…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
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
我问：“怎么了？谁又伤害你们的花花？”
话刚说完，听到一声狗的惨叫。
我以为是那些民工们恶念复生，觉得他们太可恨了。“妈的！”
我冲到阳台上，一掌推开窗子——却不是民工们，而是另外一些大人，个个手中操着木棒、铁棍、铁锹。花花蹿到了自行车栅里，缩在几辆自行车后。
孩子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对那些器械在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大人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当初对民工们发起斗争的勇气。我想他们是都吓傻了。
“就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人！他骗了我们！他说他们是来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他们不是！他们是来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们的花花！……”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我喊：“混蛋！不许打那只小狗！……”
他们都仰起脸来。
为首一个说：“谁骂的？”
另一个指着我说：“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叫你小子骂！”——砖头击碎玻璃，飞入我家阳台。玻璃片儿落满阳台地上……
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我一时呆住。儿子吓得不哭了，抱头逃进屋里。
一些人家推开的阳台窗子，纷纷关上了。
外面只有些个孩子们，些个吓傻了的孩子们，远远地站成一堆，瞪大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民工们从他们的小土屋里拥了出来。
“嗨！你们干吗？你们凭什么？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疯狗！……”
民工们似乎要两肋插刀了。
“凭什么？市内不许养狗！谁见了，都有权打死！”
“那……那你们也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
“你们少他妈的管闲事！些个臭民工，一边稍息去！”“臭民工是你们爸！”
“是我们儿子！”
“操你们妈！”
“这些小子找揍！”
双方都是年轻人，骂的结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见一方中一个握铁棍的，汹汹扑向自行车棚，朝缩在几辆车后的花花恶狠狠捅去……一声小狗的哀嚎，很长很长……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头看儿子，儿子在跺脚，在用头撞墙……我从墙上摘下了一柄铝合金的长剑。买了挂在那儿，我就没碰过它。它用来刺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全身血脉膨胀，我想奔出去杀死一个人。不仅为了花花，而且为了我家的阳台窗，为了无声地哭着跺着脚用头撞墙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我想在我和某一个人之间，今天必须死一个……我冲到外面时，一切都已结束——一辆小卡车刚开走。那个手握铁棍的人，仍站在车上用铁棍捣着，好像朝鲜族人用木杵捣黏米一样…
…
我知道他们在捣的是什么……孩子们渐渐围向自行车棚，围向他们的花花的死处。那儿有一摊血……
倏忽间我眼前浮现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曾养过一只和花花的身世同样可怜的小狗。我们叫它“小朋友”。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的一个早晨，它被建筑工人们打死了，吊在脚手架上剥皮……那是饥荒年代，那个年代人们很饿很饿……而今天的人们并不会那么饿……忽然孩子们哭成一片。那一种哭声令大人听了心碎。仿佛刚刚死于非命的不是他们养的一只小狗，而是他们的一个至亲至爱的亲人，甚至是像小姐姐小母亲一样的亲人……脸上手上各挂了彩的民工们，同情地望着孩子们，默默听着他们的哭声，纷纷摇头叹息……没谁理会仗着一柄铝合金长剑的我。
我不禁感到自己显得滑稽。
我低着头，拎着我原本想杀人没杀成的东西，赶快往家走……
回到家里我哄儿子。儿子猛地推开我，不共戴天地瞪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你别理我！你出卖了我们！……”我羞愧难当，无话可说。
那一天晚饭前我散步时，碰见了冉的父亲，他照例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
他说：“又碰见了。”
我说：“是啊，又碰见了。”
他说：“一早一晚，散散步好。”
我说：“这我懂。不劳赐教。”
他就有些困惑地看我。
我说：“您不必给狗送食了。它也再不会到街口去迎您了，再不会蹲您跟前，欣赏您抡胳膊踢腿了。”
他神色不安起来，问：“花花跑丢了？被人偷去了？”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它被人打死了，被您对孩子们说，请来给它打预防针的那些人打死的。”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他转身往街口望去。分明的，一心想发现花花在街口，并向他跑来。
当然没发现。
“你跟我开玩笑吧？”
他审视着我。
我说：“不是我跟您开玩笑，是您跟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不过我厌恶这种玩笑。”
那一天，我以为，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为了某一篇心理学论文的发表，对一些被他骗取了信赖的孩子们进行心理测验。沽名钓誉而不择手段、借助伎俩的人，无论老的少的，我都厌恶。
那一天我一直在恨他，从内心里开始鄙视他，后悔自己怎么将他介绍给了孩子们。
“这……这……这不可能……”
他喃喃着，慌慌地拔腿就走。自然并非往回走。
我绕了小月河一圈，又见到他。不过他在马路那边，我在马路这边。
他的步子仍慌慌的，仿佛电影中某个人，已觉得被杀手暗暗跟踪似的。
我不愿再跟他说什么多余的话，虽该跨过马路了，也不跨过去，继续在这边的人行道上往前走。
不料他发现了我。他跨过马路，迎我走来。
我倒也不愿使他认为我是在避他，只好站住。
他走到我面前，提高网兜给我看，说：“是排骨。我特意为花花炖了些排骨…
…“
我什么都不说。实在是无话可说。
“他们都不理我了，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
我说：“他们也都不理我了，也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了。”
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是我，通过我的儿子，介绍他和孩子们认识的。
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儿子，看我时的目光，如同看一个曾无端地将他们往大水坑里推过的坏人。他们虽没被淹死，却分明的、再也不会以孩子的正常的目光看那样的人了。不错，那种目光里怀有憎恨。但憎恨还不是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是极端的轻蔑，和用目光表达比用话说出冷峻十倍的含义——我们已经把你看透了……
冷峻的目光若由孩子们投射向大人，我想是要比由大人们投射向孩子们更难招架的。
我早已是一个受过多次和多种轻蔑的人了，故对于些个孩子们的轻蔑，和他们目光中那种已经把我看透了的含义，虽然也不舒服，但较能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我想对于他，大概就不同了。他是老人，是属于“家”一类的老人，是做了一辈子导师，目前依然做着导师的老人。是一向受尊敬惯了的老人。被极端轻蔑和被看透，尤其是被一些孩子们，他未必能像我似的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这使我很快感，很解恨。
我竟笑了。
我又说：“因为这件事，我儿子失去了他的同学和小伙伴们对他的友好，对他的信任。我失去了儿子对我的。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几句呢？”
他说：“是的是的，我解释我解释……可是我……我不是……我跟他们说得明明白白，是请他们来打针。他们当时也答应得爽爽快快，都说是我求他们的事，没二话……我……真难过……真抱歉……”
他惶惶地望着我，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信了他的话。我想，一定是有某种不该发生的误会发生了，才断送掉了花花那只可怜的小狗的性命。我说：“我刚才言重了，您也别太难过，孩子们不久便会把这件事忘了的。”
然而，我看出我并没能安慰到他内心里去。
“怎么竟是这样，怎么竟是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再见……”
我说：“再见。”
我知道我今后将很少碰见他了。
“怎么竟是这样……”
他喃喃着，慌慌地走了。边走边回头看，仿佛怕孩子们追来骂他打他。他险些撞到树上。他拎着的小盆掉了。他弯弯腰，似乎想捡起来。仅弯弯腰而已，并没捡。一个遛狗的姑娘经过那儿。一条健美的“黑背”狼狗。大狼狗心安理得地吃起他原本是为花花炖的排骨来……孩子们毕竟是孩子们。悲哀不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常驻，对他们不啻是一种幸运。十几天过去，花花连同由它引起的事，就被时间的大手轻而易举地从他们的记忆之中抹去了，仿佛用干布抹去镜子上的一层水汽那么彻底。只有当他们看到别的人们牵着大小爱犬，脸面上挂着拥有某种特殊财富似的炫耀的神情悠然漫步，他们才仿佛想起什么来。如同老人们想起年代久远的往事。那一种回想已不复有悲哀的甚至连感伤的成分也没有，仅仅是记忆的本能而已。
北影和童影养狗的人家多，有的狗还曾是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新星和明星。它们活得虽然比不上有钱的西方人养的狗那么高贵那么奢侈，但若和中国的大多数狗们比，无疑应该说是活得很幸福了。当然也绝不至于受到伤害，更不会被活活打死。
专业打狗队的人是不会打它们的。专业打狗队打狗看主人。倒是我，每当看到那些无忧无虑活得幸福滋润的大狗小狗鬈毛狗沙皮狗，便不由得想起了无家可归的小小流浪儿般的花花，同时想起冉的父亲所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觉得那话与其说是睿智的厚道的，莫如说是无奈的令人沮丧的。并且，我竟是那么地嫉妒那些幸福的狗，替被活活打死的花花。尽管它活着的时候，我不曾给予过它丝毫爱心也不曾对它萌发过一点点义务感或责任感，尽管我替它嫉妒替它愤愤不平于它已全没了任何意义。一听到别的狗吠，我耳边就产生幻听，似乎又听到它死前哀哀呼救般的惨叫……每天早晚我照例散步。如我所料，没再碰见过冉的父亲。我想，也许他再也不会到小月河这边来了。花花的死，竟封锁了他散步的天地，这难道意味着报应吗？
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姑娘，就是冉。她一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我便猜到她因何而至了。那时已经春暖花开了，那时我看见别人们牵着的幸福的狗们，已不再替花花的身世感伤，不再替它嫉妒它们了……冉说受她父亲的委托，来向我进一步澄清关于花花那件事的。我说这又何必呢，狗都死了几个月了，也不是我养的狗。我并没因了花花的死，对她父亲心怀什么难解的积怨。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子，已把那件事忘了。
冉说那件事在她父亲，却成了折磨心灵的一种老大的罪过。说她父亲一直非常非常内疚，觉得对不住花花，对不住孩子们，也对不住他北影的朋友和我。
冉说她父亲是个不善交往的人，从不主动和什么人过从。除了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没谁常到她家去。说她父亲若非受到郑重邀请，也不去别人家。说她母亲原在某大学教马列。教了一辈子马列，退休前才评上副教授。现在终日在家养花儿，养鱼，养猫，练气功。还成了小月河那边儿最热心的老年迪斯科爱好者们的召集人。说她父亲和她母亲谈不到一块儿。一辈子都在相互寻找共同语言，却没寻找到过几次。说她父亲对养花儿没兴趣，对养鱼也没兴趣，烦猫。一见她母亲练气功的样子，就怀疑她母亲走火入魔了。而她在一家外资公司当雇员，经常出国，比她父亲出国的次数多得多……
“你别看我父亲表面上一副悟禅得道的样子，”冉说，“其实他内心里经常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但他从不向我母亲流露。我母亲会认为那完全是社会心理学把他搞的，会劝他读点儿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自我调理调理。他也从不向我流露，唯恐遭到我的取笑。那只小狗叫什么？叫花花是吧？我也挺喜欢它的，我帮我父亲给它洗过澡。那一天我父亲带给它的排骨，还是我炖的呢！可怜的小狗，一口都没吃上。它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一双懂事的孩子的眼睛。凝视着人的时候，充满了对人无比信任和默默乞怜的眼神儿。我觉得那小狗的眼睛会说话，好像总是在对人说——请千万别伤害我，我是一只好小狗儿。我父亲说花花眼里有忧郁。我父亲说这样的狗不将它当人对待是不道德的。他还说这个世界上，动物万千种，却只有马、牛、象、猩猩和狗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有时会流露出忧郁来。我父亲说人的年龄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的年龄。人年轻的时候不曾爱过，那个人的心灵就不曾真的有过年轻时代。而人年老时不曾怜悯过，那个人就等于是一个心灵方面的残疾人。花花使他的怜悯有所给予。我父亲他和别的老年人似乎很不同，他太习惯于研究和分析自己的心灵。越研究越分析，越觉得他自己的心灵不健全。这好比一个将侍弄自己的花园当成太重要的事情的人，总想把一切美好的花全都栽种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总觉得自己的花园太算不上是一个花园了。你说这不就有些荒唐有些偏执了吗？我告诉你这些，其实主要是想告诉你，花花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孩子们……”
我说：“这我不难理解，可我还是很糊涂。既然你父亲委托你来的，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个明白：为什么将花花活活打死的，恰恰是你父亲请的那些人？”
冉说：“是我介绍我父亲和那些人认识的。否则，我父亲怎么会认识那些人呢？我也不认识，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带着我和父亲一块儿去求他们的。他们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也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父亲送给他们的一条云烟。花花被他们打死了，父亲对我大发雷霆，质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没那么生气过。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登门找朋友，对朋友大发雷霆，当面质问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同样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当着我的面给那些人打电话，大发雷霆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和我的父亲。他们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们原本是想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是动身前，有一个人提议：干脆把狗打死算了，还能白吃上一顿狗肉。这年头一斤肉挺贵，狗肉又是壮阳的，何乐而不为？否则，打过这一次预防针，秋天还得打一针，明年开春时仍得打一针。总之一年至少得打两次针。人情托人情的事，犯不着那么认真。如果老家伙兴师问罪，摆出城市禁止养狗的条例，岂怕抵挡不过去？他们都赞成了那个人的话，结果那个人的提议就等于判了花花的死刑。经过就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他们很不高兴，认为我的朋友小题大作。说我父亲送给他们的烟，是冒牌的云烟，质量劣得根本没法吸。
因为这件事父亲一直到今天也不愿主动理我。而我只有迁怒于朋友，朋友又迁怒于那些人。父亲不论在任何场合，一有机会就谈这件事。讲学谈；做报告谈；在区人大开会谈。还以区人大代表和爱护小动物协会理事的名义，在晚报上发了篇文章，把那些人骂得够呛。骂他们是向孩子们示范恶的可耻透顶的反面教员。怎么，你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我没看到。我没订晚报。
冉又说，那些人当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们恼火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请某个记者撮了一顿，那记者就代笔替他们写了篇文章，批驳她父亲，用词极为尖酸刻薄。她父亲看了，火上浇油，再有涵养也没有涵养了，便写了第二篇回击文章寄到晚报，被晚报压下了，没发，认为适可而止的好，没必要开辟个栏目继续“
争鸣“下去。结果她父亲气得大病了一场，还住了半个多月院。那些人还把气撒在她朋友头上。朋友觉得委屈，也责怪冉的父亲的确未免太小题大作，不该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张扬到报上，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于是反过来向冉兴问罪之师，大发雷霆。冉自然没有什么客气话相还。结果两个多年的好友绝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绝了交……冉说完这些满脸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储蓄被人冒领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觉得，不说句什么，似乎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那么多人，吃一只花花那么小的小狗的肉，每个人也吃不到几口哇！”
于是我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说完，不免有些后悔。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她误认为我耿耿于怀。
冉叹了一声。冉说那些人没吃花花的肉。说他们将花花打死了之后，也都觉得，花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们感到索然。如果为了吃到几口狗肉，就怪费事儿地剥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简直怪没劲的。路过一处垃圾站，他们将花花从车上抛到垃圾筒里去了，连车也没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亲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
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
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
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
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们，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躇满志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绝不推委。”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地退出了客厅。
我竟又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没把握判断自己跟来是否明智了。万一这老太太因为什么打算问罪于我呢？可细想想，我对这一家我并不很熟悉的人，尤其对冉的父亲，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准备一旦在受到非难时表示抗议。
“你先请喝茶。”
老太太对我一笑。笑得极短，转瞬肃穆有加，继而演变为庄严。与其说她确实是笑了，莫如说我确实觉得她笑了。
我呷一口茶，见她对我还算友好，暗嘲自己多疑，泰然了许多。
我试探地说：“阿姨，尽管我和乔老师交往欠深，但我对他是很敬仰的。如今乔老师不在了，我要继续在和你们母女的关系中，弥补我在乔老师生前和他交往未深的遗憾。承蒙您这么信任我，若有什么需我尽些义务的事，您就只管开口吩咐吧！”
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笑得分明了些。
“听说，你认识的人很多？”
显然，她对我的话感到满意，感到安慰，并对我的虔诚感到欣赏。
我也自以为我是很虔诚的。人有时对自己是否虔诚，不太能梳理清楚。有一分虔诚，往往自我想象成十分。人是很乐于进行这一种自我想象的。
我说：“其实我认识的人挺有限，不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多些。但是都不常来往。”
“听说，你那些战友，分布在各行各业？”
“这……也算符合事实吧。”
“那，有没有当律师的？有没有在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呢？”
我故作苦思状。片刻，摇了摇头。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冉！……”
冉应声而至。
“给你叔叔杯里续水。我忘了他是吸烟的了，找烟来。”我忙说：“我自己有烟，我自己有烟。”
就掏出烟吸。
冉见我杯中的水并没明显少，将热水瓶象征性地拎起一下，又放在茶几旁。她似乎纯粹是想表现对母亲的遵从才那么做的。接着她便踱到鱼缸旁去喂鱼。
老太太说：“冉，你何必喂它们，已经喂过了。”冉便不喂了，但未转身。观鱼。
老太太又说：“让你给客人杯里续水，你怎么没续？”冉说：“满着呢。不用续。”
她这才转身，惆怅地望着她的母亲。
我发现老太太的眉头皱了一下。
“肯定是凉了。倒掉，续上热水。”
老太太语调不高，话说得极平静，却使人听出一种不容违抗的命令的意味儿。
我忙说：“不凉不凉。”
然而冉已经将杯子拿走了……冉再次进客厅时，端着托盘。托盘上不仅有那只茶杯，还有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壶。显然她图个一劳永逸。她放下托盘，想坐在她母亲旁边的沙发上。
老太太不欢迎她加入谈话，说：“冉，你到三单元李伯伯家去，替我表示谢意。”
冉有些困惑地望着她的母亲。
“今天接送咱们的车，是你李伯伯单位的。快去吧！”
显然，老太太的真实目的，也在于图个一劳永逸。不但将女儿支离开客厅，而且一举支到别人家去了。
冉一声未吭就走了。我不知冉一向在家里，对她母亲的话是不是如此遵从。果而是，那她的性格可真是太温顺了。我暗想，那么这一点证明她父亲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占的比例太大了。也许她的性格并非如此？仅仅因为当着我的面，和今天刚刚办完她父亲的丧事的缘故，才甘愿表现得对母亲那么遵从？我觉得，她的遵从，似乎确实包含着对她的母亲的体恤的成分。
老太太注视着我问：“想起来了吗？”
我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又歉意地摇了摇头。我真的没想起来我的知青战友中，有她说的那几种人。
老太太就无声地叹了口气。并且，潸然泪下。
我忙说：“阿姨，您别失望。我家里有一本《北大荒人名录》，那上面注册了两万多人呢。我回去翻翻，也许，不，肯定有当律师的，和在检察院在法院工作的。”
她掏出手绢，拭了拭眼睛，又无声地叹了口气，以对我更加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语调缓缓地说：“那就好。那阿姨的事，就完全拜托与你了。”
我问：“阿姨，究竟什么事？”
她说：“法院才判了那个女人七年。”
“就是那个女人。冉肯定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用伞捅死冉她父亲的那个女人……”
我说：“啊，是的是的。冉告诉过我了。这件事真是……”
我不知应该怎么说。
“法院认为那个女人是误伤人命，所以才判了她七年。那怎么能认为是误伤人命呢？那明明是行凶嘛！又不是不经意造成的事，那柄伞就是凶器嘛！如果对方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也必定是个泼妇！要不一柄伞能捅进人身体里去，能将人捅死？七年……才判七年，我咽不下这一口气。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一口气。老头子死得好可悲啊……何况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在他死的第二天，国外又来了聘书，聘他到国外去讲学。从前人家外国人，哪儿承认咱们有什么心理学和这方面的学者！一位著名学者的命，七年刑期就能抵得了的吗？可怜的老头子，有一本书刚写了一半……”
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摆着乔老先生的遗像，装饰着黑纱和白花。他表情澹泊宁静地望着我。
老太太侧转身嘤嘤哭了。显然即使在极其伤感之时，也还是顾及到了自己的仪态，不愿让我看到哭的样子。
她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判断思维。我一想也是的——用一柄伞居然捅进人的身体里去，居然将人捅死了，那该是多大的力气呢？若是屠夫凶汉者流所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却是一个女人呀！一个女人，将屠夫凶汉者流才可能有的力气，集中到一柄伞上去捅人，诚如老太太的话——“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必定是个泼妇”。认为是“误伤人命”，也确有些说不通，也确难以令人心服。我不禁地正义冲动起来。
“如果我咽了这一口气。我觉得我太对不起冉她父亲了。七年，太便宜那个女人了！我们好好儿一个三口之家，让那女人给破坏了！我心里好恨！不判她十年二十年，我绝不罢休！可这事，若跟冉说，冉肯定反对。也不能求他那些学生。学生总归不过是学生。他们会怀念老头子，却绝不会为替老头子打官司的事投入精力。
所以……所以阿姨才舍下脸面求助于你……“
她哭得几近于一个身心受了极大伤害的小姑娘。
她说“我心里很恨”时，虽然并未咬牙切齿，但是我看得出，听得出，她心里确确实实地“好恨”。
我又吸着一支烟。思想很矛盾。我当然明白这一类事，一旦有什么承诺，就等于卷入进去了。而一旦卷入进去了，必将牵扯不少精力，甚至办不妥会落个怨言常系的结果。
但是，只吸烟，只沉默，在当时的情况下，于我是很尴尬很不自在的。
我终于下了决心，郑重地说：“阿姨，您别伤感，您别生气，您要节哀。这一件事，就算您委托给我了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老太太立刻止泣。外面传来登楼的足音，她倾听了一下，站起身说：“是冉，我得去擦把脸……”
果然是冉。
冉奇怪地问：“我妈呢？”
我说：“她擦脸呢。”
冉十分敏感，又小声问：“我妈哭了？”
我说：“没哭。她只是想擦把脸而已。”
我刚说完，老太太踱入了客厅。冉向她母亲投去心有所疑的一瞥。分明的，却没看出她母亲哭过。我竟也没看出，因为老太太戴上了一副浅茶色眼镜。
冉以建议的口吻说：“妈，别多耽误人家时间了。事儿如果谈完了，就让人家走吧。人家时间挺宝贵的。”老太太说：“其实我们也没谈什么事儿，不过随便聊聊。他是你父亲生前的忘年交，又不常到咱家来，就是替你父亲陪他叙叙话儿。”
我被抬举到忘年交的地位，又不免有几分受宠若惊。但是还没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于是我明智地站起来告辞。
老太太在门口和我握了握手，是男人们之间那种较用力的握法。我完全领悟了它的内容，彼此心照不宣。冉一直把我送过紫薇桥。
途中，她问我她母亲和我谈了些什么？我觉得自己没理由对她隐瞒什么，就照实说了。
冉问：“你答应了？”
我感到她问得奇怪。仿佛事情和她并不相干似的，仿佛包含有暗示我何必多管闲事的意思似的。
我点点头。
“人死不能复生。判对方十年二十年又怎么样？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法院的结论是公正的。那几天我有预感，总觉得我父亲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和什么人吵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父亲希望我请几天假，陪他到南方去散散心，我却没有。那个星？
旅费自付，有什么不行的呢，可是我说不行。我怕带上他，一路就得照顾他，自己玩不痛快。我……我太自私了。父亲当时显得那么沮丧，那么失望。父亲一向夸我是他的好女儿。从这件事看，我算个什么好女儿呢？我是个坏女儿。我太对不起父亲了……“
冉驻足不前了。站立在河畔，面对着小月河，倾述地自说自话。是的，她那是自说自话。分明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说给我听。更是她内心里希图一吐为快。我相信即使我不在她身旁，她也会面对着小月河怆然地说上那么多话的。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籁籁地，一颗接一颗地顺着她瘦削的脸颊往下淌……
我说：“冉，别太自责了。我们每个人永远无法预知的，便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死去。许多事也许是许多人命定的事，自责没用，想开点。至于你母亲求我的事，当时明确回绝也不好，只有先答应下来。或许她今天专执一念，过几天就忘了，自己不再提了……”冉没回答我的话。
我还想对她说些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挺多余，便转身往家走。
我回头看了一次，见冉仍站在那儿，面对着小月河。我不知她是否还在自说自话。她的背影那么的孤单……我估计错了。只隔一天，冉的母亲便打来电话，问我事情进展得如何？而我那时正庆幸老太太可能真的忘了……我谎说在进展之中，还算比较顺利。
老太太说：“我谢谢你。你听清楚了吗？我谢谢你。也代表老头子谢谢你……”
那一种至诚相托和衔恩必报的口吻，使我明白，若期待她忘了，纯粹是我的痴心妄想……放下电话我就找《北大荒人名录》。找到了就翻。感谢它，还真叫我查到了。那上面竟有当律师的人，也有当检查官和法官的人，不过都不是我认识的人。不认识，也只有冒昧地去认识去求求看了。
应了那句话——现用现交。
接下来的三天，我将一切事情都搁置一边，每天专跑着别人打官司的事。各方面的知青战友都挺给我面子的，都说事情如果确如我讲的那样，官司还是值得一打的，打这场官司之目的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并都表示愿意尽力而为。就像我对冉的母亲表示愿意尽力而为一样——三分诚意七分不好意思当面明确回绝……第三天，晚上我才回到家里。三天来把自己搞得舌长腿短，一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躺下了就不愿动，但我还是说服自己往冉家挂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是冉。
我说：“冉，你母亲并没忘了那件事儿。”
她说：“妈妈就坐在我身边。”
我说：“那，就叫她接电话吧！”
我本是有些感想欲对冉说说的。当然也包含有向她述述辛苦表表功劳的意图。
但她说她母亲就坐在她身边，我便索然了。而且我听出，她的话有那么一层声明似的意味儿——我和她的母亲之间一求一诺的事，还是我直接对她母亲说为好。即使对她说了也白说，说什么都白说，起码那会儿是那样。因为她不可能也不愿对我的热心有所表示，因为她不可能也不愿参与什么意见，因为她的母亲就坐在她身边…
…我向老太太作了“汇报”之后，听到老太太那端说：“冉，去烧壶开水。”电话静了片刻，才又听到她说：“该花钱之处，你就替我做主，比如请律师。我百分之百信得过你。老头子生前毕竟出过几本书，钱是还存下了一点儿的。如今用在老头子身上，他若泉下有灵，也就清楚我对他究竟是怎样的了……”
我听出她是在用手捂着话筒说……放下电话，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又可以照常进入写作状态了。于是身心一时松弛，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录像带，是周润发主演的《赌神》。我和妻子和儿子都是周润发的忠实观众。
如今一事了却，身心松弛，妻子和儿女跟着沾光，陪我看。三天来，妻子和儿子也极关心我办的事儿，也极希望我尽快将事情办完，办成。或者，起码尽快办到有了一个可以交待得过去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祈祝我办得顺利些，比劝我别瞎浪费精力更明智。他们明白，我是不得不为之而为之。我如果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他们的身心也是松弛不了的。尤其儿子，当知道那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曾诅咒过的乔爷爷被一个女人用一柄伞捅死了，显得内心异常不安，甚至不无罪过感，害怕遭到某种神秘报复。他惴惴地问过我人死了是否真的有灵魂。我说过去信仰科学的世人认为人死了是没有什么灵魂的。死了就是死了，烟消云散，一个生命体化为乌有。
但现代科学也承认，人死了可能有“灵魂”，也就是某种生命的残余信息，但所谓“灵魂”存在的时间必不会很长，而且除了短期的存在，是不会做得了任何事情的。儿子又问我会不会附体？我说当然也不会。儿子似乎放心了许多，接着问我，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我说这个问题不但我不知道，还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谁如果自称确实知道，谁就是骗子，或者自欺欺人。他却相当执拗，说既然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灵魂重七克半，肯定也是已经知道了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的。
驳我不要自己不知道，就认为一切人都不知道。我反问他从哪儿知道灵魂重七克半这一点的。他说他的同学告诉他的。而他的同学是从一本叫做《世界珍闻》的书上看到的。我好生惊愕，些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些个乳牙还没换全的孩子，竟知道灵魂重七克半，难怪世人创造了一种说法——“知识大爆炸”！儿子还请求我去向比我知识面广泛的别人们替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打听打听，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最后他承认，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咒那位乔爷爷不得好死过。他替自己也替小伙伴们信誓旦旦地辩护——他们所咒的死法虽然千奇百怪，富于想象，但是他们中绝对的没有一个咒过乔爷爷被女人用伞捅死。并且承认，他之所以很关心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的问题，是因为他希望，那位乔爷爷的灵魂，已然超过了它可能存在的最长的时间限。也就是说，虽存在过，而又不复存在了。当然这也是他的小伙伴们的一致希望。他告诉他们乔爷爷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内心里产生了曾咒过乔爷爷的某种罪过感，和害怕遭到报复的恐惧感。儿子是希望从我口中得到确切的证实——不但乔爷爷死了，连他的灵魂也“死”掉了……我听罢儿子的话哭笑不得。我对他说——乔爷爷其实是一位很好很好的老爷爷，只不过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才一度因为花花的死以为他很坏（我又了解他多少呢）？乔爷爷非常善良，非常有涵养。他那份儿涵养，非是一般人们所能达到的……
“有涵养还和妇女吵架？你们大人不是常说，好男不和女斗吗？他要不是和人家吵得太凶，人家也不至于用伞捅他，他也不会死！”
儿子持怀疑态度。
我不禁地一怔。
我又说：“你呀，还有你那些小朋友，千万不要再因花花的死记恨他了。其实他和你们一样喜欢那只小狗，甚至比你们更喜欢它。对花花的死，乔爷爷是一点儿责任也没有的。是那些人太可恶，当他面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又捉弄了他。他还让我向你们请罪，希望通过我的解释，获得你们的宽恕和原谅呢……”
“那你为什么没向我解释？”
儿子不干了，耍起小孩子脾气来，说如果我向他们解释了，他们是会宽恕和原谅的，也就不至于还用千奇百怪的死法咒他死了……
所以，在儿子，祈祝我把事情办成也体现着某种寄托——大概同时便能减轻他幼小心灵里的罪过感，和害怕遭到报复的恐惧感……
所以，见我身心松弛的样子，他比他妈妈尤为显得喜悦……
我们一家三口正看到《赌神》富于刺激的打斗片断，忽听有人敲门。
“谁呀？”妻应了一声，嘟哝，“这些人，都九点多了，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还往别人家里窜！”
她去开了门，请进四个人。更严格地说，是三个半人：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三个大人都是男的，她一个也不认识。孩子是个女孩儿，三四岁的样子，被一个大人背着。当然连那女孩儿妻也是不认识的。三个大人中我只认识一个，是我当年同连队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已经几年没见过面了。我一边从床上坐起，一边暗想：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呢？……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他说：“事先没联系联系，唐突地就登门了，真不好意思。”我说：“没什么没什么，战友嘛。”
他笑笑，问：“你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吗？”
我不十分有把握地回答：“你是王松江吧？”
他又笑笑，说：“不是王松江，是王松山。”
我将他们请往另一房间。待他们都有地方坐了，询问地望着王松山。
他向我介绍另两人。说一个是他朋友，叫齐明和，就是带女孩儿那个。女孩很乖，也很怯生，模样灵灵秀秀的，挺招人爱。偎在她爸爸怀里，瞪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眈眈地望着我。王松山说五十多岁的那个，是齐明和的妻子的单位的领导，一家区属医院的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姓韩。那位韩院长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今后看病开药什么的，可以找他。
我更加困惑，不知他领着这么两位关系特别的客人，这么晚了到我家来究竟有什么事儿。但我对他们表示欢迎，请他们吸烟，并给那女孩儿削了个苹果。她不敢接，她爸爸说接着吧，她也不接。王松山说接着吧，她仍不接。王松山替她接了，塞在她手里，她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觉得那小女孩的一双眼睛似乎在研究我，似乎企图看到我心里去。她企图从我心里发现什么呢？这个小女孩儿！
王松山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我说一篇小说刚写了一半儿，不得不放下，三天来为一件和创作根本无关的事四处奔波。
另两位客人听我这么说，彼此对视了一眼。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交换了一次眼色。
王松山问我那是件什么事儿？说也许他能帮上点儿忙。
我说倒不必，说已经办得有些眉目了。于是向他们讲起冉的父亲是怎样怎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心理学家，以及他被一个女人用伞捅死了的荒谬的不幸，以及他的“心里好恨”的老伴儿对我的“全权拜托”。我讲时，自然是带有感情立场之倾向的，自然说了那个女人肯定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或者是个惯于争强斗胜的泼妇之类的话……三位客人一直不插言，一直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连那女孩儿也不吃苹果了，也瞪着双大眼睛凝视着我听我讲，仿佛听我讲鬼故事的样子。
我讲完，除了王松山和那小女孩儿仍在望着我，另两位客人都低下了头，都一口接一口吸烟。
王松山坦率地说：“我们也是为这件事来打扰你的。”我不禁“噢”了一声。
他又说：“小齐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这女孩儿的妈妈是韩院长他们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没抬头。
女孩儿眼中顿时涌出了泪，淌在她小脸蛋儿上，吧嗒吧嗒往地下掉。
我怔愣住了。
我从未像那一天那一时刻那么彻底地怔愣过。
我十分后悔针对那女人说出的那番带有感情立场之倾向的，主观评论性的话。
我心想王松山你好混蛋！你干吗不一进门就向我介绍清楚哇？
“我带他们来，是想求你，替小齐，替这孩子，向死者的家属疏通疏通，尽力争取让死者的家属向法院表个态，少判孩子妈妈几年。七年啊！不体恤大人体恤一下孩子，妈妈将在监狱里关七年，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啊！不仅是小齐和这孩子求你，韩院长也求你，我也求你……”
妻子过来了，依着门，一会儿看王松山，一会儿看韩院长，一会儿看那女孩儿和女孩儿的爸，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仿佛我真能拯救谁。
“我……你怎么知道我……这事儿也没登过报哇！……”我前言不搭后语。
“我一位邻居听他们单位的人说的。他们单位的人，听死者女儿公司的人说的。我一开始不信，来时走在路上，我们还都想，没那么巧的事儿。刚才你自己一讲，证实了。北京虽然很大，但人传人的，上午东城汽车压死个人，不到下午，西城就会有许多人知道了。北京人传事儿的爱好是天生的，何况一个女人用伞捅死了一个老头儿，老头儿又是学者又是名人的，这类事儿许多人准认为太值得一传了。不过我也挺感激那些传来传去的人，没他们传，传不到我耳朵里，那么即使我很同情小齐和这孩子，也不知道该从哪条线上办这样的事儿。现在看来我带他们找你是找对了，这叫天可怜见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条线，我是扯住就不撒手了！…
…“
王松山非常之自信地说。那种自信中，充满了对我的依赖。说时，目光始终盯住我。
儿子也不看《赌神》了。儿子也过这边儿来了，靠妻子歪站着，不望别人，单只望向那女孩儿。
韩副院长终于抬起了头，耿直地说：“我们小姚不是你认为那种女人。她不是……她是我们医院的护士标兵……”那小齐离开座位，双膝一曲跪在我面前。却仍未抬头，并且扯了女儿一下，说：“英英，咱们给叔叔跪下，求求叔叔……”
那女孩儿也便双膝一曲跪在我面前。仰视着我，眼里流着泪。
我一时不知所措，目瞪口呆。
妻哪里能看得下去这个，她冲进屋，抱起了那女孩儿，怜悯地对女孩儿说：“乖孩子，跟阿姨到那间屋玩去。阿姨和小哥哥陪你看一盘录像带，动画的……”
女孩儿终于哇地哭出了声。哭着喃喃地说：“我不要看动画片儿，我要给叔叔跪，我要和爸爸一块儿给叔叔跪。我妈妈不是泼妇，别人都说我妈妈是好人……”
毕竟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一心要和爸爸一块儿跪，但被抱走时却没有拼命挣扎着不依，温顺得很，只不过扭头泪眼汪汪地继续睇视我……我想那女孩儿忍到那时才哭出声来真是不容易。她分明是不愿在我家哭出声来的，她分明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哭出声来的，她分明是忍得太久了。她强忍着不哭出声时，心也是在哀哀地哭吧？
我看见妻眼中噙着泪。
我觉得北京真他妈的小。
女孩儿的爸爸也哭了，像大多数男人一样，他的哭声是极度自抑的。
男人的哭其实不是哭，那是一种理性的挣扎，故对看着一个男人哭的别的男人的情感倾向最具有动摇性。
王松山见我怔愣住了，赶紧扶他起来，却扶不动他。那小齐的两条腿仿佛和地板焊在一起了。我省过神儿来，也赶紧扶他。我们两个人，才将他硬扶起来，硬按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我说：“你别这样。你跪我没用，我又不是死者的家属，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如果我的话一句顶别人一万句，冲你今天带着孩子来到我家里这一份诚意，事情打我这儿就一了百了啦……”
王松山说：“你别推委。我刚才已经有话在先了，不仅是小齐替他老婆求你，不仅是他女儿替妈妈求你，不仅是韩副院长替小姚求你，也是我在替朋友求你。你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那对方全权委托你？那你三天来替对方四处奔波，非要把我们小姚判个十年二十年的？对方给了你多少钱？你吐个数，我们翻番儿给你，只求你从中疏通疏通……”他说得我脸红了。
我嘟哝：“你扯哪去了？什么钱不钱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韩副院长见我面露愠色，见王松山心直口快地仍大有“逼宫”的架势，瞪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支烟，叫他不要说了。
我看出王松山也面有愠色，当年的他就是个急性子。我替自己辩护：“受人至诚相托，我那也是没办法。我怎么能知道事情会搞成现在这样？”
韩院长也递给我一支烟。替我燃着火儿后，他善于斡旋地说：“其实现在这样并不更糟糕，现在这样倒是挺有利，起码对我们这方面挺有利，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对方全权委托的不是你，而是别人，我们今晚有勇气唐突地登门吗？人家若把脸一板，我们能不立刻就走吗？是不是？我看我还是先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小姚的情况吧。我是她领导，我对我的话负责任，我也不是以个人身份向你介绍，而是以单位的名义。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们小姚确实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女人。
小齐，把小姚的照片给梁同志看看。快呀！别哭了。光会哭，哭有什么用？……“
于是那小齐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抖出些照片给我看。彩色的，黑白的，大大小小十几张。看得出都是从像册上揭下来的。我暗想他们考虑得可真周密……
照片上是个气质文文静静的年轻女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我感到很窘，因为即使是从照片上，也不难判断她绝非泼妇之类女人。她眉目温存而且善良，分明属于贤妻良母型。若说这样的一位年轻妻子和母亲心狠手辣，那就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指着一张侧面的彩照问：“这是在做什么报告吧？”
韩院长点点头：“是的，这是最近的一张照片了。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在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上她演讲时拍下来的。你看她像你认为的那种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她怎么会跟冉的父亲那么性情涵养极高的老知识分子当着广众吵于街头，而且用伞把他捅死了？看她照片上的样子，柔柔弱弱，毫无悍勇之相，哪儿来的那么大一股劲儿呢？
“不要说小齐他发懵，我们全院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奇怪。在我们医院，她是个脾气好得没比的人，胸襟比气度大的男人还宽。谁都说她‘宰相肚里能撑船’。事情发生那一天，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先是以为哪个认识她的无聊的小子恶作剧，后来又以为公安局的人搞错了。她可是我们医院连续六年的模范护士啊！连续六年，对如今的年轻人，容易嘛！不久前我们单位刚把她作为区人大代表报上去，区里也基本上是通过了。结果出了这事儿！细想想，我觉得，怨我们当领导的对她关心得太不够。更怨她自己。我的意思是，恰恰怨她自己脾气太好了，太能忍了，性格简直就柔得像水。出这件事前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天盼着她跟谁吵一架，哪怕是跟我们领导吵一架呢！她却就是不吵，一切委屈的事都忍了。她照看过的一个病人死了，家属说她昧下了死者的一只金戒指。死者活着的时候，戒指确实是戴在指上的，别的护士也证明这一点。倒并非是和死者的家属一样怀疑她，是实事求是。病人死在她当班的时候，戒指没在那时候，她说不是她昧下了，那么戒指哪去了呢？死者生前，她对人家好得没比。她对那些注定活不长的病人，都好得没比。她可怜那样一些病人，她心软得要命。她常说，当护士的，如果对快死了的病人都不尽心尽职地服务，态度都不好，就太没人味了。那位病人对她也非常感激。是位老太太。曾拉着她的手对她说：”你比我女儿比儿媳妇对我都强，大娘今生是报答不了你啦，只有来世再报答你了！‘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儿和儿媳妇倒没哭，她却躲到一边去难过得哭了一鼻子。可是那只戒指，就让她解释不清了。她也不作太多的解释，只说不是她昧下了。病人的家属就告到了法院，还搬来了报社的记者，当侦查人员和报社记者的面，她仍是那么一句话，不是她昧下了。老太太倒是几次想给过她，她没要。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流短蜚长。人缘再好的一个人，遇到这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事，也难免遭人议论哇。那记者还把这件事弄到报上去了。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敢断定必是她昧下了，但是那种种故弄玄虚闪烁其词的文句，显然是意在引导读者朝那方面去想。区里也打来电话询问，这样的事关系到她有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哇。我了解她，她从来不把什么代表呀模范呀标兵呀当成回事儿。她只是一心要做一名尽职的护士而已。但是那几天，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吃午饭时，我还跟她半开玩笑地说：“小姚哇，有委屈别闷在心里，再听到谁不负责任地瞎议论你，你就跟谁吵一架。不图别的，图个发泄发泄嘛！有我替你做主，你别怕跟人吵架！’你们猜她怎么回答？她说：”我不是怕。我是天生的不会吵架。怎么个吵法儿，你有空儿教教我呗！‘说得可认真了，还笑。又说：“你就是教会了我，我也不。吵架顶没劲啦！’因为病人死因不明，在家属的同意下，医院就做了解剖。结果呢，从胃里取出了那只戒指。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回事儿——病人出于对她的感激，几次想把戒指送给她，她几次谢绝，病人也就不强给她了。病人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对病人不怎么孝顺，病人不愿把戒指留给他们中的哪一个戴。大约预感到自己活不长了的时候，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真相一旦大白，死者的家属向她赔礼道歉。医院里的人们可就替她大为不平了，包括那些不负责任地背后瞎议论过她的人，都说应该骂病人的家属们一顿。
她却说：“那是干什么呀？谁没有犯过疑心的时候？若是咱们自己，不是也会产生疑心的吗？‘人们又说老太太真可恶，吞戒指的时候，怎么就不为她想想！她白对那老太太好了。她说：”咱们别对死了的人说三道四的了。老人家没文化，头脑简单。谁不恋生啊？明知自己活不了一两天了，哪还能想得那么多那么细？’接着又有一件事，又把她委屈得要命。又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工会改选时，她被选成了工会主席，票数是百分之九十八还多。前任工会主席比她大二十来岁，是男的，被选下来，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就要搞小动作了，就要搞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写匿名信，四处投寄。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毁坏她的名誉，贬低她的人格。当着她面，还表现得对她无比友好，尽说些保证支持她开展工作的话。
你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男人，存心坏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级机关呢，见风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组来进行考察。对她考察了一个星期，又搞得沸沸扬扬了一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还对她说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事就是怪。处处庇护怀着阴暗心理假借广大群众名义写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护他们，将来群众连真实情况也不敢反映了。当然，纸里包不住火，后来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连她自己也清楚是谁搞的鬼了。别人问她：“小姚你生不生气呢？‘她说：”怎么不生气泥？他比我年纪大那么多，我那么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装成对我最友好的一个人似的。’她还落泪了。别人怂恿她：“你得教训教训那家伙，给他点儿颜色看呀！你干吧，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儿！‘她说：”我不。我想找他谈谈心，我得告诉他：我并不想当；如果他还很想当，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众对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让给他当。’别人那个气呀，别人说你这不是等于廉价出卖我们群众对你的信任吗！我们如果还能信任他，会选你吗？她却真去找对方谈心。对方呢，反正勾当已经暴露了，目的也没有达到，再没法儿伪装什么了，就干脆不伪装了，干脆处处明面地和她作起对来。有这么一个存心作对的人，她的工作挺难开展。这一切我们当领导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却没谁出面为她主持过公道和正义。一方是前任工会主席，仍保留着干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尽管品质不佳，但毕竟没做太出格的事儿，无非调拨离间，搬弄是非之类的小勾当。领导都撕不开情面认真对待，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态度。而另一方是她这么个最能忍辱负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个吧。她年轻，也算是种磨练吧。有时事情确属欺人太甚，有群众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领导这儿来。我们当领导的，也是采取有理无理都三扁担的处理办法。其他的领导是这样，连我这位比较关心她的领导也是这样。有几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愿当下去了。她从不在领导面前告别人的状，只强调自己能力不够。当然不是什么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她能力挺强，又善于团结群众，当工会主席再合适不过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为家里的单位的事烦躁不安。儿子去年没考上大学，已经在家闲呆了快一年了，声明我这当父亲的再不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儿闹离婚，怀着四个月的孕还闹离婚。你说哪有怀着孕闹离婚的呀！她说不吃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CP确定是男孩儿，女婿和女婿全家盼着男孩儿出生呢，好传宗接代啊！女儿要给女婿和女婿全家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孩子怀在她肚子里，看法院判给谁，就不信法院会把怀在女方肚子里的孩子判给男方。挺着个肚子，住在我家里，我和她妈还得好生地侍候她。单位里呢，因为自行车棚盖在了不该盖的地方，被罚了一笔款不算，还限期拆除。卫生大检查，被评了劣等。亮黄牌警告，还说要上电视。都是我抓的工作范围。搞得我在领导者们中间脸上无光，灰不溜丢的。小姚找我那几次，我没耐心和她好好相谈，不是三言两语把她打发走，就是兜头一通批评。说她女人事儿多；说她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说她缺乏涵养；说群众选的，上级机关审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错误，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免她的职，否则，本院领导是没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级机关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着，这就叫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是怀着很内疚的心情的。我觉得太对不起小姚。单位的群众也说，以小姚那种人，那一种天生的能忍辱负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于在单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这些都不谈了。今天直话直说吧：为了能使小姚少判几年，我们单位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我们去找过法院，法院答复关键在死者家属方面。只要死者家属方面肯于宽谅，法院是乐于从中进行调解的。单位的群众说，如果几万元能减少小姚几年刑，单位拿出几万元，群众绝没意见。老梁，我们来你家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无论如何，你成全我们一下……“
韩副院长说时，我反复看那些照片。越看，越听，我越同情起那个小姚来。我很替她庆幸。她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对她真是够不错的。简直太不错了，我甚至不无嫉妒。
那个小齐，却默默地将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里。它们对他仿佛变得非常珍贵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说说呀！为什么不说啊？”“韩副院长都说过了。我还说什么？我说了又能起什么作用？谁信呢？”
看来，对我，对他们造访之目的，他已开始感到灰心。“英英！英英过来……”
他叫他女儿。
于是她跑过来，重新偎在他怀里，仍以一种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们……走吧？……”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王松山。
“走？没个结果，走什么走？白来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韩副院长也说：“别走别走，总得听梁同志表个态……”我说：“我很抱歉。
我刚才……不该说那些先入为主的话。韩副院长，您讲那些，我都信，绝对地信。
对你们的心情，小齐尤其对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们别扯这些，我们来不是想听你讲这些话的！”王松山颇不耐烦地打断我，气呼呼地瞪着那小齐说：“好，你不愿说，找替你说！帮人帮到底，谁叫我是你们两口子当初的介绍人呢！……”
于是急切地向我陈述。他说那些日子，小姚在家里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头晕，恶心，还吐过好几次。一化验，一检查，怀孕了。只许生一个，不许生二胎呀！他说，可不是小姚的错哇，当然也不是小齐的错。小姚戴着环呐！戴着环怀孕了，他说这他妈的不纯粹是质量问题吗？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结果因此失血过多，休养了两个多星期身体才缓过来。小齐非但没好好照顾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该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了他的话，过几个月再查，怀孕也就怀孕了，说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们明知故犯。白捡一胎，干吗非“流”了呢？小齐他做梦都渴望再有个儿子，而“流”了的恰恰是个男胎。这就叫小齐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当然心疼的是那个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对妻子不满，也就谈不上对她照顾不照顾的了。尽管他们夫妻一向感情不错，可是在这件事上，小齐表现得太自私。接着是和邻居，也就是他们的房东关系恶化。原本关系不错的，有时他们夫妻俩下班晚了，房东还替他们到幼儿园接孩子。逢年过节，两家端来送往的。他们当初租住房子时，和房东签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个体户，愿出每个月五百元的高价租下房东那两间小西厢房。人家图的是离开铺面做买卖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点儿钱。而按当初的合同，小齐两口子每个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当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点儿，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个体户还表示了，如果小齐两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东补给他们一千两千的，买个三方乐和。房东就找他们两口子商议。他一听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马上到哪儿去租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好说话的人，他们就表示愿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而言，几乎等于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论，房东平时也是挺好说话的人，可在这件事上，房东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两口子没奈何，便四处托人找房子。找来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贵，超出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工资承受能力，就是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上下班成为困难。终于找到一处，虽不甚理想，但总比每天看房东的脸色强。准备搬时，才知道附近没幼儿园，孩子入托又成了难事儿。两口子的单位，目前都没有幼儿园。小齐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鞭长莫及，照顾不上他们的孩子。小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自己还需要照顾呢！两口子结婚后，还从没那么苦恼过，还从没那么犯愁过。有一天小姚实在心里憋屈得忍不住了，对小齐说：“你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一讲吧！”小齐呢，明知故问：“讲什么呀？”小姚说：“讲讲咱们的实际困难呗！”小齐说：“讲也没用。单位有单位的实际困难，目前解决不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小姚听了，一边做饭，一边唉声叹气。小齐又说：“你更应该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讲。”小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吗？
为什么我就更应该呢？“小齐发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们单位的大红人。是工会主席，是区人大代表，是先进，是模范，是标兵。怎么，到了你有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荣誉都一钱不值啦？难道你这些个人荣誉，就不是你们单位的荣誉了？凭这些荣誉，你也更应该！还要凭什么啊？“小姚不爱听，反驳道：”你们单位有你们单位的实际困难，我们单位就没有我们单位的实际困难啦？你这不等于是叫我用个人荣誉当资本，去向领导那儿讨特殊化吗？我们单位还有因为没房子结不了婚的呢，我这工会主席都不知怎么关心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小姚不说这些话犹可，一说这些话，小齐更火了，又拍桌子对她吼了一通。其实他们都不是没找过各自单位的领导。都找过，都白找，各自心里都憋屈着。
都想从对方那儿获得到一线希望或是一种安慰，却都没得到想得到的。小齐拍桌子对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过吧嗒吧嗒地落泪，一边落泪一边继续做饭。饭做好了，两个人都没心思吃。爸爸妈妈没心思吃，懂事的孩子也没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饿着肚子睡了觉。再说房东方面也生气。房东以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搬。房东一这么认为，进而就觉得他们简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只要两口子有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房东便在院子里没休没止地指桑骂槐，还故意将脏水往他们家门口泼，故意将垃圾往他们家门口扫。两口子寄人篱下，惹不起对方，只有忍的份儿。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齐家来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气写的。说当老母亲的非常思念儿子，也没见过孙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儿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没给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为难，更犯愁。她在单位抽空儿给婆婆回了封信，说丈夫单位就要分房子了，说不久就要搬家了，说等搬过新居去，欢迎婆婆来住，愿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实上是——小齐的母亲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疗。即使没救，最后在儿子身边住几天，有机会和儿子媳妇孙女多亲近亲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愿望。信上之所以没明写，是怕儿子着急上火。老人接到儿媳妇的信，没到北京来。
不久，去世了。
小齐获电，如晴天霹雳。当日赶回老家奔丧。听家人告诉，母亲生前，曾亲笔给他去过一封信。并将小姚的回信给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对小姚的气可就生大了。他衔悲怀憾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劈头便质问妻子。小姚心里也万分地不好受，万分地后悔，万分地内疚，红了脸低了头向丈夫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她说怕房东那一种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个什么正当的理由将他们赶出这院的样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她说她哪儿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尽管她说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还是没法儿消除。小齐在气头上，不但没原谅她，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时，特意绕道儿商场，给小齐买了一柄伞，就是那柄将冉的父亲捅死了的伞。那半个月北京连雨难晴，小齐却将伞丢了。一天下班回家，浇得落汤鸡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应该替丈夫买回一柄伞。诸事种种，那些日子使夫妻关系也不像以往那么亲昵了。小齐由于没能在老母亲去世之前与老母亲见上一面，对妻子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待搭不理的。小姚说伞是为他买的，他一瞅是黄色的，赌气说不用，说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撑一柄黄色的伞。而且说他在一切浅颜色中，最讨厌的是黄色，说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连自己的丈夫喜欢什么颜色这起码应该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小姚确实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夫妻俩谈到过谁喜欢什么颜色谁不喜欢什么颜色。她买伞时，黑色的已经卖完了，只剩几柄浅色的了。除了黄色的，还有粉色的，花的。她犹豫了半天，才决定给丈夫买下一柄黄色的。不就是遮雨吗！她没把伞的颜色看得多么重要。她原本希望，通过这柄伞，消除丈夫心里对她的一层隔阂，讨得丈夫对她的几分欢悦，没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满意。小姚当时一声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换伞……第二天下班，她又绕道儿商场，见有了几柄黑伞摆在那儿，心里挺高兴，暗自庆幸来得巧。她婉言婉语地向售货员解释，伞是替别人买的，别人不喜欢黄色的，希望能换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样的价，反正她不是退。售货员起初不给换，说用过了还能换吗？不换！态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语说了许多请求的话，并且声明自己绝对地没用过，连撑开都没撑开过。售货员被她磨烦了。终于肯给她换了。换之前人家总是要检查一下的，人家就撑开了。一撑开，才发现有两根伞骨是断的。人家指着冷冷问她，你不是发誓没用过吗？这怎么回事儿？没用过伞骨会断了两根吗？问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连撑开都没撑开过，伞骨怎么会断了两根呢？这是质量问题啊。按她的想法，她认为自己更有理由请求换了。可是售货员并不这么认为。人家将伞往柜台上一扔，干干脆脆地说出两个字是不换。结果她就和人家争论起来了，结果就围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人。售货员理执一端，指着她对一大群瞧热闹的人说，她把伞昨天买回去了，用过了，用坏了，隔了一整天又来要求换，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用过了，用坏了，花言巧语说是替别人买的，说是因为别人不喜欢黄色的要求换一柄黑色的。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说是质量问题，你当时若撑开看，发现伞骨断了，当然是质量问题。可你用过了，用坏了，再说是质量问题，再想用一柄坏的换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给你换。用坏了你还不说用坏了，这要是不检查检查，当成柄好伞再卖给别人，你这不是坑了别人吗？你这不等于是存心败坏本商店的信誉吗？目前已是质量评比月，你想干什么啊？小姚长这么大，从没在公共场合跟谁争长论短过，她也不会争长论短。在许多人围观的这一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是处在被那个售货员严词训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甚至，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还是没理了。她反而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没什么理了，真的有点儿胡搅蛮缠了。她面红耳赤起来，她无地自容起来。这就使她在围观者们看来，的确是个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了。在他们的谴责声中，在他们的厌恶的目光的围剿下，她从柜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换而没换成的断了两根伞骨的伞，狼狈之极地逃窜出了商场……
其结果是，她终于在存自行车的地方，和冉的父亲遭遇到一块了，并且吵了起来。并且就用那柄伞捅死了老社会心理学家……
听王松山像是说评书似的，绘声绘色地说完，我觉得自己如果仍无动于衷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问她的丈夫：“现在呢？”
他反问：“现在什么？”
我说：“现在你们搬走了吗？”
王松山说：“你别转移话题，不需要你帮忙租房子。”我说：“你也别总冲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齐说：“现在我们还住那儿。现在房东不打算把我们挤对走了，又对我们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们来了……”
我说：“我也是。”
王松山说：“你光用好话应付我们没意思的！”我说：“我怎么是光用好话应付你们呢？你们都听着，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第一，我要回绝了死者的老伴儿对我的委托，明天就回绝她。第二，我愿意做你们的委托人。愿意从中调解，愿意代替你们，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许有可能……”
他们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面谈的，我就不带小齐来了。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齐自己来行不？”我说：“行，行。”
那位韩副院长说：“我们医院虽是区属医院，但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有好几位中医专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气管炎什么的。想看中医时，欢迎你去我们医院找我，一定让专家给你看。”
我说：“会去的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小齐想对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对他的女儿说：“跟伯伯再见。”
于是那女孩儿机械地重复：“伯伯再见。”眼神儿依然像来时那么忧郁，模样也是。儿童的忧郁的眼睛，最能将大人们常说的“忧郁”这个词儿放大了再显示给大人们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别处。
“跟伯伯贴个脸儿。”
女孩儿从爸爸怀中将身探向我，我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她的小脸儿贴了贴。
我觉得那小脸蛋儿挺烫。
“孩子在发烧吧？”
“嗯。”
“那你还带着孩子来！”
我不免责备当爸爸的。
“不带不行她要来啊！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还上火着急。”
当爸爸的似有无穷苦衷。
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却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一情节或细节，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开门的是冉的母亲，面有愠色的老太太强作笑颜，没将我引进客厅，而引进了四间房中最里边的一间——冉的父亲的书房。经过客厅，我见鱼缸不在了，地上有没拖干的水迹。经过冉的卧室，我听到有人在里面抽泣。
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鱼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隐瞒我她们发生了争吵。我一落座她便说：“气死我了。”
我讪讪一笑，问怎么了？
老太太说冉反对她替冉的父亲准备进行到底的事。说冉认为，当女儿的起码也有一半的权力和资格，决定某件与死去的父亲有直接关系的事，以及决定怎样做才合乎父亲生前的一贯思想方法。
“你说她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吗？她还认为她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说，父亲死在别人手下，当女儿的，哪有站在什么客观立场的？如果老头子恶贯满盈，又当别论。可老头子一生善良得没比正直得没比呀！谁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
老太太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恼怒起来，两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同时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并不时擂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样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那一时刻我被她那一种气概震慑住了，预先想好该怎么说的话，全忘了，感到很是尴尬。仿佛内心里的企图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无遗看穿看透。我觉得即使要说的话又在头脑中重新排列组合好了，聪明点儿，识时务点儿，也还是不要说为妙，起码应该留待以后或许有了较适当的机会再说。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来告诉她进展情况的？
我说也是也不是。那件事么，进展是在进展之中的，但牵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说罢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翻出一条烟非要送给我。我推拒不过，只得笑纳了。我知道这将使我以后在她面前更加被动。但是她那么诚心诚意，使我唯恐却之不恭，没法不收。
复经过冉的卧室，老太太悄声对我说：“你劝劝冉吧，劝她别跟我争吵。这家，从此就剩我们母女俩了，不能争吵。一争吵，双方都伤心，都伤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么几分凄凉。
我犹豫一下，说：“好，我劝劝她。”
于是我进去劝冉。无非将她母亲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其实我进去之前，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烟，随后才抬头看我的脸。她那样子，似乎对我有些冷淡。她说：“对于我们家的事，你最好别过分热心，别太介入，行不行？”
我说：“行，行。”
她说：“行就好。”
我诺诺着退出。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的！……回到家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打来的。
我告诉他，我请求他进行的事，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了。他说他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冲着话筒嚷：“你这人怎么了？有病啊？告诉你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你却偏要继续进行下去！”
他说，他得听命于他的职业良心，而不是听命于我。我说：“见你妈的鬼！”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又说：“这件事值得当律师的人为之一辩，律师也需要出名的机会。不过我将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替被告辩护的法律立场。”
“什……么？……”我不禁吼起来：“你他妈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这时妻闻声走到跟前，一把夺过听筒，说：“这很好，你是对的，你就这么继续进行下去吧。他刚才没听懂你的话，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又从妻手中一把夺过听筒，可对方已将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瞪着妻，咄咄逼人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妻说：“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小姚的丈夫，要帮助人家的吗？现在有一位律师愿意为小姚进行辩护，你还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气急败坏地说：“可他是我为冉的母亲请的律师，我已经将他的名字告诉了那老太太。现在他反戈一击，老太太对我会作何想法？我吸这烟，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强送给我的。对她，我可是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啦？”
妻愣了。她没想这么多，更没想到我非但没拔脱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说：“活该！人家送给你，你就接？缺你烟过么？”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门去找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他却来找我了。
他说：“你先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苏人不是？”我说：“好像是。你问这干嘛？”
他说：“是江苏人就对了。两人争吵起来，是因为他先开口骂了人家，用江苏话骂人家‘癞皮脸’。这在长江以南，尤其江苏一带，对妇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骂人话。对方也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长大，对用家乡话骂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乡话回骂了一句，骂的是‘老疯癫’之类。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
我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样的老先生，怎么可能先开口骂一位妇女，还动手打人家？你对你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语地冲她嚷嚷。那存车处，在商场附近，是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就聚了好些围观者。其中不乏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对面卖烤羊肉串的，两位修鞋的摆服装摊的，前后经过全看在眼里，虽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种事不关己的白相者的态度，何况他们得照应他们的买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都觉得一位老夫子样的老知识分子，和一位有理讲不清的年轻妇女当街争吵，本已构成热闹，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一见没人劝解事儿没完没了，一边嚷嚷着‘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边迈出他那小木房。些个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却把他推进小木房里，堵在门口，不许他出来澄清事实。他们巴望着看更大的热闹，他们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们开心的情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乔老先生，放开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车后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并接着去扶别人的。但他在这么做之前，骂了对方一句‘癞皮脸’。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围观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闲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着指骂姓姚的女同志是‘癞皮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于是她回骂了一句‘老疯癫’，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于是那位乔老转身扇了她一耳光。于是她从车后座上抽下了伞。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就用伞捅他，她只不过是持着伞对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种本能举动，一种下意识。那位乔老呢，呆住了。我想一来是因为自己当众打了一位妇女，他大概从没做出过这种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识分子有失一位长者风范的行为；二来呢，他大概不知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回敬自己。他盯着伞端愣在那儿，处于一种半防卫不防卫的状态。对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当众挨过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识举动搞懵了，当时她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彻底地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那一种时刻，她还是较理智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将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却有几个痞子混混，更加来劲儿地起哄架秧子。说他们是痞子混混，其实是说轻了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些街头流氓。他们一边叫喊：”打呀，打呀！中国人口多，打死一个少一个！‘’闪开点儿，闪开点儿，别溅身上血！‘一边从后猛撞她。现在这个季节，人人穿得都十分单薄。那位乔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于有人撞，伞端就冲着他当胸捅过去了……过程就是这样。一见有人被捅倒了，围观的人更多了。那几个痞子混混，觉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调查得很详细。那些证言写得也都很详细。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是肯出庭作证的。因为但凡算个人，亲眼目睹了一场冤枉，总还是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总还是愿意讲句公道话的，当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类的人。何况我们当律师的。嗯？…
…“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
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系。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若真的编在一个集子里，仿佛是两个人的文章合编成的什么‘争鸣集’或者‘辩论集’。他甚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怀疑，说这是我写的文章吗？我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来？浅薄呀浅薄，羞愧极了。有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你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还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就摇头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口头上拥护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气，说就因为你爸爸写过几篇批评改革负面现象的文章，你就这么认为你爸爸吗？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说爸你别整天思考这些严肃的事了，那是中央领导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没什么用的。他呢，又会反过来教训我，说拥护改革或者反对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参与也得参与的时代大戏。堂堂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岂能仅仅作壁上观吗？某些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听过他的几次演讲或报告的人，寄给他不少信。有的对他的某种观点进行批判，有的要和他进行公开商榷。而年轻人寄来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将他比作一个’二花脸‘。说中国的’二花脸‘已经太多了，奉劝他每次出门去演讲之前，首先应该对着镜子，将自己鼻梁上的标签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个’改‘，是’保‘就描清楚一个’保‘，别到时候现描。
那些信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却又希望教会别人怎样心理坚韧起来。我劝他不要把那些信当成一回事，连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烧了。他不听，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该怎么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亲回过几封信，对那种尖酸刻薄、文字放肆无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套谁不会。都是无师自通的。倒也没谁纠缠不休，打上门来。可是如果父亲回信，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我劝他，把没写完的著作抓时间写完才对，何必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听，说对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是一有人请他，他又去演讲又去做报告。拦不住他。他说那么多人都把我当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了，我还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吗？他似乎觉得，全中国，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们。你简直没法向他说明，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
他有时明白，承认所谓社会心理学，不过就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这一位学者，不过就是依赖于它而确立了功名的个人。有时又不那么明白，认为它是和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的，关系到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项目大问题。这是冉说的，冉说她的父亲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提议中央下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青妇联各界都要掀起学用社会心理学的热潮。说她父亲认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会心理学的普及运动，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他品尝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儿，好几天内戚戚然愤愤然，觉得自己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被严重轻蔑了……冉说她的父亲自从因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后，不快的事懊恼的事令他愤恨的事接踵而来。先是他正带着的两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钱的诱惑，视博士证书如粪土，下海经商了。一名利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给洋人刷盘子去了，发誓永不回国了。还将替他整理的一部社会心理学手稿暗中带出了国。原以为那等于是一大笔美金，却因为是中文的四处碰壁推销不遂。最后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价，当作“资料”，卖给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
人家花钱雇佣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突击翻译完毕，并以最快的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当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书一发行造成不小的轰动。人家名利双收，不但获得了几万美金的版税，而且隔夜之间成了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专家。据说连美国总统都对那一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认真通读了一遍不算，还推荐给他的白宫幕僚们，还邀请那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一次总统私人晚宴。这件事反馈到国内，当导师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几乎震怒得背过气去。其后的几天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见人。咕咕哝哝独自说的是：“我花了四年时间，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卖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时刚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她当然没敢告诉父亲。她矢口不谈自己受到欺骗的心灵痛苦，娓娓地劝说父亲想开点儿。说父亲那么多弟子中，只出了一个行为卑鄙的不足为怪。而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指责不休，声明自己从来没喜欢过老伴儿那个学生，斥他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实在是很活该的事。但这声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她比冉的父亲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着那个卑鄙小人早点儿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儿不在家时，乔老先生将冉唤入书房，很是郑重地对冉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人生在世，总难免被坑害几次的，何况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数已经不少，应该明白人坑人之事，实在寻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样。若以七十来岁的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想不通这么点儿别扭的话，岂不是越活越娇气了吗？冉自是软声细语，说父亲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说也有学生被导师所坑的事。说互为坑之，方显出大千世界的公允。乔老先生微笑颔首，频频称是。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连起码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备，真真是太令人耻笑了。自嘲一番之后，更加郑重地对冉说，自己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因为在两名收山弟子中，他对坑了自己那一个，一向情有独钟。因为是在自己的促进下，女儿才以心相许。他嗫嗫嚅嚅地问女儿，是不是也以身相许了。经父亲这么一问，冉回答说是的。冉承认自己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了。不过冉说这没什么，冉说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于怀，认为这种事是为男人做出的牺牲，因而有什么吃亏的想法，求索补偿，甚至产生报复。冉说她认为，这种事儿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馆，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等于增强了自己今后在爱情方面的免疫力。于是乔老先生也说女儿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而当女儿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却没法儿说。乔老先生还托人给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恳言之至，目的全在于打消对方的负疚之感。说世界有时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后无论在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邂逅了，之间仍能以师生关系相待。没收到回信。乔老先生每每谈起，喟然长叹。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鸿遥渺，竟勾引得他怀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来。他还千里迢迢地去寻找过一次，想亲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从此不惦记着了；如果混得不济呢，他想把人家带回来，继续收为弟子。心诚诚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归来之时却是哀怅怅伤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当地自杀了……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社会心理学家毕竟是社会心理学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么的也比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国人强不少。心理创伤一愈，一种“野心”油然萌发。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报复心理，乔老先生其实也是有的。不过报复的手段并不歹毒，报复的对象也不具体。他对女儿表示他想通了，其实是想通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并没怎么想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儿反而越狭小。他承认中国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很没出息，行为很野蛮，形象恶劣。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例外，不曾在知识方面侵犯过别国人的任何权益。倒是自己的论文论著，经常被国外发表转载出版，却从未收到过从国外寄来的美元英镑什么的。而堂堂一位美国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形象很恶劣的中国做出牺牲，他认为等于是应该落在骡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并且他觉得这一种牺牲起不了什么有益于中国的作用，不见得就能替中国的形象扳回一分。与其默默牺牲，倒不如一报还一报来得英雄。于是他动用存款，求助于形形色色的人，从美国寄来或买来大批书籍。不唯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他召集全体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开了一次会，陈述己见，说那些书全部翻译了，筹办久矣的《社会心理学刊》就有一笔钱创刊了。
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也能各自暂缓拮据。他说他已经和许多出版社联系妥了。说他预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一些实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将在图书市场走俏，受到各层人士的青睐。至于那些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因为发行量将相当可观，出版社给的稿酬标准不菲。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无不大鼓其掌。都说导师的思想终于也算“开放”了。都说我们不干谁干？都说此时还不干更待何时？
都说他们早已这么干了，只不过都怕导师不准许，都怕惹导师生气，瞒着他干而已。说现在是可以大显身手地干一把了，因为有导师亲自出马担任“公关”，当然的要和导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说这是导师和他们大家的“公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说都愿意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之精神，至于手中正翻译着的种种为稻粮谋的东西，保证一概的先都暂停。于是统一了目标，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于是皆大欢喜。于是第二天便都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项规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乔老先生身先士卒，亲自上阵。那时节初暑骤至，他每日里从早到晚，极其自觉地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仅着裤衩和背心，一手持笔，一手握扇，很有些“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样子。老伴见他魂归正业，亦对他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几回回欲将电扇从客厅里搬到他的书房去，但他杜门不纳，予以坚决的反对。他说一有电扇在旁边嗡嗡响，便会一个字也译不出来的。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其实他的翻译速度，比哪一名弟子都缓慢。毕竟老了，毕竟思维不那么敏捷了。而且，颈肩病和他作对，双臂阵阵麻木，还经常偏头疼。而且，一辈子认真惯了，每句话每个字都不肯轻率落笔。所以呢，实际上俩他自己，也是顶不上他的任何一名弟子的日成绩的。他还自书一幅对联——“引书媒以戚戚，入文亩以休休。”求人裱了挂在墙上自勉自励。一想到不久将来的一大笔经济效益，一想到不久将来《社会心理学刊》创刊时那份儿欣慰喜悦，一想到众弟子分红均利后置家添件的兴奋，和必然要对这位导师说的些感激之词，他恨不得能将自己变成一台打字机。买一台廉价的电脑——是他近年的夙愿，也是他此番奋不顾身的原始动力的一部分。颈肩病的折磨，使他预感到自己和笔为伴的时日不会太长了。星期日，他照例带了烟、水果、饮料之类，四处往返看望弟子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劳和鞭策。冉自是非常体恤父亲的，有时通过朋友的关系弄辆车，陪他一块儿看望弟子们。后来就从报上见到了中美双方开始洽谈知识产权问题的新闻，这不免就使他心理紧张起来。晚上接着从电视里看新闻联播，看完一言未发神色大异地踱入了客厅。冉跟入客厅，见他委顿地坐在沙发上，心事重重叼着烟斗吞云吐雾。冉觉得父亲的忧虑是多余的。她认为中国人做事情，一向拖拖拉拉，体现在外交方面，也果断不到哪儿去。何况，老美的态度，似乎挺强硬，听说先决条件和具体内容都比较苛刻。而中国有中国的难处，真要全盘接受了，只一个琼瑶，就有理由向中国的各出版社各刊物索要几百万。全国仅此一项，大概就得补偿几千万，也许远远不止。那么中国的出版业有一半儿就得负债累累，有些就得黄。中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能全盘接受，那么就得继续和老美进行洽谈，相互讨价还价。也许二三年后，才能达成一个什么协议。而几个月内，父亲们进行的事儿，也就大功告成了。忧虑的什么呢？听了冉的一通分析，乔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然而那一天以后，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纷纷登门，看来都不无担心。
乔老先生，就用冉宽慰过自己的话，复而宽慰弟子们。众弟子听了，也都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各自恢复亢进状态，更加废寝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争分夺秒，更加奋不顾身。“希望工程”终于全部“竣工”那一天，乔老先生和众弟子到一家小饭店相聚庆贺。之后推荐了几个人，各自带上他的亲笔信，到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几个人先后返京，都说对方不肯接受稿子。乔老先生说怎么会呢？
当初谈妥的嘛！那几个弟子说，人家都有顾虑，怕哪一天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一生效，有一条若是追索前债，美国的版权那么值钱，人家担待不起。他瞅着弟子们带回的一捆捆书稿，当时血压升高，一阵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半晌缓过些神儿来，讷讷说出的一句话是——“我这不等于把你们都耍弄了吗？”众弟子见他那样，都不忍埋怨。都说先生千万别这么想。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权当我们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练习笔译了。他望着几个月之间，一个个劳苦得形销骨立的众弟子，心疼他们，懊恼自己，不禁地放声大哭了一声。冉也觉得十分的内疚，觉得父亲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无责任。起码自己要是不对父亲说那些自以为是的话，父亲早早地罢手，也不至于接着白白投入了两个多月的心血。于是她保证说，出书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胆小的，可也有胆大的。她说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会替她和出版界的“个体户”们牵上线。到了这种地步，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反正这批译稿能印成书就意味着父亲他们几个月的心血值，就一样有经济效益。反正都非内容反动的诲淫诲盗之书，绝不在国家所禁之列。乔老先生开始是反对的，他唯恐自己学者的名声受损。但弟子们都说可行，并怂恿他同意。最后他也就违心同意了。北京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么邪气笼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爷”，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婶”、“侃姨”、“侃姐儿”、“侃妞”。时代确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让须眉。能“侃”的人按理说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说朋友不会多。但在如今的现实中恰好反过来。冉却是个例外。
冉不是个“侃姐儿”，但冉的朋友也挺多，从文人雅士到鸡鸣狗盗者。冉纯粹地是例外观象，别人都上赶着交她，她没办法。仿佛一棵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全由不得自己。冉这个例外现象为什么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说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冲着她的父亲，她父亲没那么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释是她的个人魅力。如今有书卷气的年轻女性不多了，书卷气被脂粉气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了，漏网的几个就成了凤毛麟角。一成了凤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赏了。东西是那样，人同此理。冉的朋友们更是些交际宽广的人。人托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个体书商们。他们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联络网线虽几经瓦解，但实力仍在，只不过与先前比起来，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机，他们都像水底游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几天冉家里好生热闹，不速之客纷纷光临。乔老先生自是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没用冉费什么唇舌，总共一百多斤分扎成二十几捆的书稿，一页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没谁向导师追问过结果。他们都有心理障碍，怕一问必加重导师的负疚感。乔老先生也不问女儿。他也有心理障碍，怕女儿将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儿若看得太重了，必频频去问那些个体书商们，进而会不会令那些个体书商们小瞧了自己这位老学者，和自己的弟子们呢？在中国，出一本书能那么快吗？何况岂止一本。大小学者们也开始往钱眼儿里钻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个体书商们的耻笑。
都不问，渐渐的，冉把这件事给忘了。忘得很彻底。乔老先生，也装作忘了。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都装作忘了。尽管都忘不了。两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乔老先生逛街，就在书摊上发现了由那批书稿印成的书。卖得还都很抢手。封面设计得倒挺雅致。白底。塑料加膜。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的突出位置，他的名字之下才是他每位弟子们的名字。
有几本，只有他的名字，没了他的弟子们的名字。而那几本书，他连校正也没校正过，百分之百是他的弟子们的翻译成果。那些书，使他感到，既是自己和弟子们的脑力劳动的产物，又似乎不是。因为书名全改了：《男人的原子反应堆——情欲》、《女人的性心理探秘》、《做爱的心理三部曲》、《女人的性伪装——羞涩》、《男人的性侵略意识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本挨一本摆在书摊上，摆了两行，组合成蔚为大观的一套性系列。看得个乔老先生面红耳赤，幸亏抢购者中没认得他的。若有，他真会到了无地自容的程度。他倒并不讳言性，他自认为不是老道学先生，更非伪君子。社会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搞心理学的哪有不涉及性的呢？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原著根本不是谈性的。有谈性的内容，不过一章两章，字数上也不过就十之一二。变成了这样一些书，他明明等于是被强奸了嘛！同时也使原著遭到了中国式的强奸。原作者们都是外国人，这一种中国式的强奸，好比在睡梦中遭淫，眼不见心不烦，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中国人。想都变成外国人也不那么容易。这一种强奸就势必引起不利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的连锁反应。这一点使他七窍生烟，接着的感觉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开，但见前言写的是——“此一套系列丛书，是由著名性心理学家乔老先生亲自审定和主编，他的精英弟子们通力合译的。乔老先生是当今中国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性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几本，本本都有同样的前言。他这一翻不要紧，就引起了书摊主人的注意。
人家端详他片刻，指定他说：“这位就是乔老先生哇，快买快买，买了请他签名啊！”原来这套书设计得与众不同，还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内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没发现。于是他被包围，被争先恐后地请求签名。结果引来了更多的人，结果他就昏了过去……
他醒来时，已在家中，已在书房里的小单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边守护着冉，冉身后站立着他的众弟子。老伴儿在客厅里哭。她觉得把她的脸也丢光了……好几名弟子手中拿着印有他们名字的书，当然没人给他们寄过样书，都是他们买的。
他质问冉这一切作何解释？
冉无言以答。
一名弟子说，原先总抱怨搞学问的，不如作家们出名快。这下可全出名了，没想到出名并不难……一名弟子说，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有书名中的“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多余的字，应该删去……一名弟子说，封面还可以，至于内容么，只有一半儿是他译的，另一半儿不知是什么人的手笔……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经济头脑，说别的都甭扯了，要稿费是大事。
十几本一套书，稿费加在一起至少该是五六万。被骗奸了就被骗奸了吧！
逼良为娼的事儿别人经历过，咱们经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稿费到手，认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万元钱，咱们被骗奸了一次也不亏啊……
当父亲的质问女儿，哪些个体书商，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冉说，当初他们中的一个走后，她觉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怀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没想到会被印在书上，也就没当一回事……
冉哭了。她一哭，父亲的弟子们，便都劝起她来。都说他们的话，没有半点儿责怪她的意思在内，不过是一通自我调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调侃不是比较能想得开的态度吗？他们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替他们催讨稿费这一任务，她得明确接受下来啊！……于是她的父亲，也就不再质问她什么了，只说——稿费一分钱也他妈的不许少！……老头子一向很讲语言文明，从不说“他妈的”。那一天不但说了“他妈的”，而且还骂了超“国骂”的话……冉讲着这些的时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说。讲到某处，甚至还自笑。或者，停顿那么一两分钟，仿佛继续构思的样子，仿佛当我是她的记录者，怕我的记录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经忘了为什么讲给我听，忘了她曾为什么哭……
我问冉，她替她父亲们索讨到了那笔稿费没有？我挺替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窝心的。我暗想我若是那些个体书商们，一定给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开每千字五十元，不，开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则，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
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么做了？”
“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
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
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
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
“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
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小说，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也许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亲一听就火了。
母亲火了，似乎不无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越活越邪性，冒出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来？而且还是海峡那边的？而且开始还不讲实话？而且还一次次地去幽会，还要请到家里？母亲嚷嚷着说，不许来。别的先不论，来了能不留下吃顿饭吗？那么谁做呢？你们之间倒都显得有情有义的，让我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呀？没门。父亲说，你怎么是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再说你也不应该认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会，我是去看望。人家为我千里迢迢而来，在北京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吗？母亲说，你怎么从没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么不在家里多陪陪我？父亲说，我在家里陪你的时光你还嫌少吗？母亲说那是因为你没处可去。你在家里像个哑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个哑巴吗？父亲说，你不要非将人家当成我青年时代的恋人嘛！你要将人家当成一位台胞嘛。欢迎不欢迎人家来做客，也要从你们贵党对台统战工作的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贡献的时候怎么就不愿意了呢？我母亲是四八年入党的党员，在中国目前的党员女性中，也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而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一辈子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我父亲一把问题提到统战的高度，我母亲就不言语了。我母亲很愿意为党做任何贡献，最后我母亲终于答应了。说好吧，看在我党的情面上，你就请你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来吧。我母亲也有我母亲认真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但凡是个女人，总多多少少有可爱的一面是不？人家来那天，我母亲做了好些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丰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
她一边做一边觉得委屈。有我这个女儿见义勇为，担任总导演，不时制造点愉快，气氛总还算良好，对人家款待得礼礼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兴的，挺感激的，说了几次不虚此行。对方如果心里光这么想，嘴上不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发现对方每说一次不虚此行，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一次。设身处地，从我母亲的角度，你品品这句话的滋味儿，是叫人心里不悦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
在这一点上我理解我母亲。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我母亲一次次地讪笑着，尽量掩饰着她心里的不悦。我觉得我母亲那一天的表现挺不容易的了，挺难能可贵的了。人家临走前，说唯一的遗憾，是没带照像机来。想着想着，却还是忘在宾馆了。
父亲说我们家有像机。母亲马上起身说她去取。母亲就去取来了像机，还说换上了一卷新胶卷。父亲说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当天就可以送去冲洗了。一卷三十多张，且得拍一会儿呢。除了一块儿拍，我们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单独拍了。轮到父亲单独和客人拍时，父亲有点儿窘，说算了吧，喝了酒，脸红红的，拍出来色彩也不对。人家却特别大方，她也喝了两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说这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将两只手都搭在我父亲一边的肩上，下颏也抵在我父亲的肩上，偎傍着我父亲。我母亲连说别动别动，你俩这样好，这样拍出来太妙了。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送走客人，父亲让我马上去冲洗胶卷，说争取让人家带着照片离开。我母亲说，冉你别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儿，我根本就没装胶卷儿。父亲顿时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着母亲，说不出话来。
他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样东西，我看出他心里是气极了。怕他一气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样大东西摔，赶紧把烟灰缸拿起来给了父亲。那是个造型美观的玻璃烟灰缸，父亲挺欣赏那一种造型的。举了几次手，没舍得摔，放在茶几上了。母亲冷笑着说，你摔呀。
父亲这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我不摔它，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将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儿，还有客人全都当猴耍？母亲说，冉是我女儿，我将她当猴耍，谁也管不着。怎么上纲上线，也不在纲上线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个八百年前的恋人，当着我，你结发之妻的面，眉目传情的，心猿意马的，我看不惯。
看不惯我就不满。不满我就耍你们一次。
耍了，你又能怎么样。父亲瞪着我，问我，冉，你说，爸爸和客人眉目传情了吗？心猿意马了吗？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我用双手捂耳朵，我大声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都太没劲了，你们再吵，我就不回这个家了。母亲因为我立场不明确，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扯大了，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也因为我立场不明确，显出挺伤感的样子。
父亲又指着母亲说，你别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负了你，你哭什么？我看咱俩谁也别将就谁了，咱们干脆离了吧！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父亲，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盯了父亲一分多钟。父亲也不示弱，迎住母亲的目光，也那么盯着母亲。结果母亲身子往后一仰，晕过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头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亲被气病了好几天。父亲向母亲赔礼道歉，母亲的气才消，才开始吃饭。出事那天，父亲是给母亲抓中草药去的。出了三次门才去成。第一次出门不久又回来了，想起了没带处方。第二次回来是因为没带自行车钥匙。我说爸，让我去吧。父亲说，还是爸去吧，爸亲自去把药抓回来，你妈的病才好得快。
父亲还说，觉着心里被什么堵得都快透不过气儿了。说真想摔样什么东西；或者跟谁大吵一番，才能痛快点儿。说自己要是年轻就好了，年轻的话，可以找个岔子和谁打架，狠揍谁一顿，管他有理没理的呢。父亲说时，一双老眼泪汪汪的，都快落泪了。我说，爸，你狠揍我一顿吧。父亲噙着泪又笑了，说舍不得揍我，说不过就是口头宣泄宣泄。说口头宣泄，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啊！没想到他这一出家门，就再没回来……所以，你说他先开口骂了人家，说他先动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药就好了……我……“
冉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她就那样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很长很长地吐了一口气。吸也无声。吐也无声。我也极想像她那样子做一次。
可是我没有。
她似乎讲得很累。
我也听得很累。
我认为她还应该跟我说些别的。因为我请她到家里来，并不仅仅是让她明白什么，也不仅仅是自己想明白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认为她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她不说话了。仍仰着脸。仍望天花板。仍那样子。我只好说我必须说的话。
我说：“冉，你能不能劝劝你母亲，叫她别……”冉终于改变了那种仰着头的样子。
她注视着我打断我的话说：“我预料到了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亲的死使我母亲的心理也倾斜了，她感到了她对父亲也有罪过——她的病一大半是装的。所以她那个念头是很固执的，谁劝也没用。母亲想以那一种决定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她认为她别无选择……”
我哑口无言。冉的话使我听出这么一层意思——你自己承诺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别把我扯进去……我又窘又恼火。
这时电话响了。
我起身去接电话，回来告诉冉，是那位律师朋友打来的。他说法院认为，如果一切证言经过进一步调查完全属实，被告可能将无罪释放……冉说：“那……也好……”
说着她站了起来……
电话又响了。是冉的母亲打来的。老太太说她昨夜做梦，梦见冉的父亲。冉的父亲对她说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哽咽了。又说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还说一定要见见我代她请的那位律师……我告诉了冉。
冉什么表示也没有。
冉只说：“没别的事，我该走了。”
她说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来，见儿子已放学在家里了。
儿子高高兴兴地说：“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红花。”我对儿子吼：“一边去！得了朵小红花有什么可美的！”随手扇了儿子一耳光。
儿子捂着脸，呆呆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