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月5日的日记载：“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和**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多次对**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的。与此同时——2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修改了三次。根据**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后来，人们才搞清楚，**支持的是**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称吴晗“**”：“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员，也**，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对**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