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了就要收获／水均益

年龄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对这样一个历史和宿命般的定律以前我根本就不屑。然而，渐渐地，我发现这似乎真成了无奈的现实。来不来就会喋喋不休地大谈从前如何如何苦干加巧干、如何“24小时等你”、如何后半夜翻人家的墙，还有，那个时候又是多么地潇洒，吃方便面、打“面的”、睡办公桌。当然，还有那每到年根必定要大聚特聚一次的我们的年会。至于年会精确的起始年月，它的发起人是谁，我没有权威的资料，只知道在1993年《东方时空》诞生后的那个兵荒马乱、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大家都做得很苦，很累，也很疯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有了一种逻辑：付出了就要收获。收获节目，收获表扬，收获银子，收获快乐。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快乐被那时的人们定位为一种极简单的方式——释放。于是，就像农民伯伯们一样，大家做出富余的节目，招呼齐兄弟姐妹，备足盘缠，憋足了一股大闹一场、不醉不休的劲头儿，找个城边儿的三星级酒店，安营扎寨，拉开了早期年会的序幕。我参加的第一次这样意义的年会，大约是1994年《焦点时刻》组在西三环边上的紫玉饭店搞的年会。那个时候评论部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年会只是各个栏目组自己张罗的聚会。年会前，通知说要聚会，而且有特别的项目，但仅此而已，其余保密。全组充满着神秘的气氛，每天就看见几个人在某个角落嘀嘀咕咕（就像现在年会前的景象）。那次年会的压轴是晚饭后的联欢，主题是抽奖。在那之前，抽奖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并不少见。关键是那次抽奖的方式和奖品充满了戏剧色彩，搞笑成分也是登峰造极（比如，有的奖品是避孕套）。我那次就被狠狠地“黑了”一次。轮到我时，我抽到了一个真皮的钱包和一个信封。打开信封，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行字。按规定（那次的规定必须严格执行），我必须高声朗读纸条上的内容。纸条上写着：“你得到了一个真皮钱包。现在，你必须从你自己的口袋里拿出100元人民币，放进钱包里，然后走到你左边的第一个女性面前，双手递上这个钱包。同时你必须对她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钱少了点儿。’”这就是我印象里的第一次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