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解”而做／汪力

去四川省威远县拍摄《三联公司为何解体》一片之前，我从来没有涉足过此类题材，所以心里没底，便征询制片人的意见。制片人说，尽管已知的信息还很少，但他感觉这个题材很有冲击力。于是，便有了我和邢旭东的威远之行……“人”字，一撇一捺，头略为上昂，显示出人的不屈和尊严。当年仓颉造这“人”字时，想必本意也是如此。然而，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却并不尽如那纸上的“人”字，迫于种种无奈，往往不得不屈尊。在我们到达威远县的当天下午，有两人来访，说是反映情况。其中一人自称是“三联公司事件”最大受害者——国有企业威远瓷厂的下岗职工，他指着同伴说：这位是瓷厂的工人“王师傅”。可是，从他们掌握的内幕和提供的材料上看，很难相信他们只是下岗职工和普通工人。进一步追问，他们依然不肯透露真实身份。以后，那位“下岗职工”又多次来找过我们，但总是神秘兮兮的，每次待我打开房门后，他都要先问上一句：里面有别人吗？在得知没有外人后才肯进屋，临进屋前还总要向外张望一番，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时服务员进来送水，他也会显得很紧张，总怕碰见熟人。好在这些服务员都是乡下招来的，自然不会认得他这个“城里人”了。直到我们在威远的采访全部结束了，这位“下岗职工”和“王师傅”也没有向我们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随着采访工作的进行，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也渐渐地被揭开了……一天，我和摄像老邢到威远瓷厂采访，得知厂领导在开会，我便去会议室。在那些厂领导里，竟赫然坐着那位“王师傅”，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便赶紧避开我的直视，装出一副与我素不相识的样子。在老邢拍空镜时，我抽空在厂办公室里转了转，猛然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躲进了一间办公室里，正是那位“下岗职工”。后来在采访工人时得知，这位“下岗职工”是厂里的头头。再后来，这位曾夸下海口要用全威远县最高级轿车送我们去县政府采访的“下岗职工”，在得知县主要领导对我们的采访持抵制态度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了，而我和老邢依然还是挤坐在一辆人力三轮车里，照旧昂首进入了县政府……在三联公司事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威远瓷厂的领导和干部对我们的采访尚且如此谨小慎微，遑论他人。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上自县领导，下至普通职工，要么有口难言，要么话虽出口留半句，更有甚者只用手指着财务账目向我们打哑迷。由此可见，三联公司这件事牵涉的幕后人在当地是多么的权高位重，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又能怎么样呢？理解，也只能理解！由于受数千年封建统治积淀的影响，使得不少国人仍然习惯于人微言轻的地位，习惯于他人“为民做主”，却往往忽视或不敢于“自己做主”。当他们受了冤屈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命运，依附于一种寄托乃至于一种虚幻上面。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正是渊源于此，这也是我们《焦点访谈》备受欢迎、备受信赖的根本所在（尽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信赖，要求我们对那些不敢直言的当事人和“地下工作者”予以理解，惟有理解也才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从事这项工作。平心而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都有敢怒不敢言感到不平衡的时候，我如此、你如此、他如此、社会也如此；惟其有缺陷，惟其有不平衡，才使你我他、大家和社会有了促进平衡和完美的基础和动力。在这一不断切除人性与社会弊端的过程中，尽管《焦点访谈》不是实施手术的“刀子”，但我们可以做“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了什么，却能使“刀子”锋利，也可以使弱者活得更像“人”……1997年8月20日，《三联公司为何解体》播出的当晚，威远县的一位副县长打来电话对我说：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那位在前台一手操纵组建三联公司的县经委主任是不称职的。该片播出的第二天，“下岗职工”在电话里说：感谢《焦点访谈》为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所做的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来自威远县反映情况的电话依然不断，诸如某个企业为逃避债务实行假破产了等等……对于这些告状，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和周围的同事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仅此而已。但愿那些告状的人也能理解我，真正的理解从来都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