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主席的一封信(1)
从小津第一次见耀邦起，耀邦就多次要小津转告我，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要相信很多老同志都时时刻刻惦念关心着我。耀邦特别让小津告诉我，解决我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王、张、江、姚都还在台上。耀邦很坦诚地讲：“**垮台了，贺龙、李井泉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伯达垮台了，叶飞的问题才得以解决；你父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现在看只有**同意，没有**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让小津一定要转告我，**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这样的检讨**看了也不会高兴，**会说：“这不像是老干部的检讨嘛！像是造反派的语言、像红卫兵写的检讨书。”耀邦还让小津转告我，对主席要认错，当然是实事求是地认错，并且要在信中表
1974年9月，根据耀邦让小津转告我的内容，我给**写了封信。信写出刚刚一星期，**批示了，对我解除了监禁，使我的问题开始得以解决。耀邦还经常让小津转达他的关心和问候，给我鼓劲，给我以勇气和信心。有一次，小津很担心地问耀邦：“转达耀邦伯伯您的问候，当然我父亲听了会很高兴；但是在场的肯定会有很多专案组的人员，他们一定会打小报告上去的。”耀邦讲：“如果你担心，你就可以不仅转达我耀邦的问候，还可以讲上一大堆老同志的问候，比方叶帅、聂帅、徐帅，比方余秋里、谷牧等。讲上一大串的人表示对你父亲的问候，到时候看他们打击报复谁去？”又有一次耀邦说：“我就希望他们打小报告，最好他们把小报告打到**那里去，我正担心这么多年主席把我耀邦忘了呢！他们打小报告上去，还恰恰会使**想起还有一个耀邦在呢。”耀邦让小津转达这些话，不断给我鼓励，给我勇气。
甚至于我十几岁在中央苏区时有一个“八妹子”的故事，耀邦也告诉了小津。小津把“八妹子”的故事告诉了我，我非常吃惊，严肃地问小津：“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小津笑嘻嘻地不肯讲。我一下子猜到了，这个故事只有耀邦知道，也只有耀邦会把这种故事讲给我们的后代听。我当时笑笑，回答了一句话：“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后来小津又把我这话告诉了耀邦，耀邦就说：“阿丕的报复心太强。好了好了，我们这些老一辈年轻时的故事就不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了。”
1974年9月9日，我在被关押近八年、几近绝望之际，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我对主席的想念、我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我在信中写道：敬爱的**：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
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9月17日，**终于对我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在这个批语后面，**签写下了日期后又加了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稍有一些文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的意见本意是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的问题。
**的批示，无疑是给**、张春桥等人当头一棒！如果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他们对我的批斗、对我的审查、对我的关押、对我的夺权，岂不都成了笑话！那还怎么把我打成“敌我矛盾”，置我于死地呢？
张春桥等人决不会善罢甘休。正如王洪文在对待曹荻秋同志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吗？”所以，一到关键时刻，一到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反**的本质就又暴露出来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方面胆大包天地扣压**对我的批示；另一方面又蓄意曲解**批示的意思，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妄图继续把水搅浑。
1974年10月，到京开会的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临回上海时，张春桥、姚文元交代他说：“陈丕显给**写了一封信，**批了。这个问题在电话上同马天水他们讲不清楚，所以对你讲一下。**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陈丕显问题的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处理时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1974年９月１７日**的亲笔批示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了这顶大帽子，就随时可以扣在你头上，把你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