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主席的一封信(3)

给毛主席的一封信(3)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武康路117号的家中。在悲喜交织中,我和妻子这对阔别了八年的患难夫妻又团聚了,我们互相诉说着分别八年的悲惨遭遇和思念之情,控诉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家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康平路165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那个家早就荡然无存。1967年1月1日我离家之后,造反派就勒令我家搬到武康路117号,和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合住一幢小楼,我家只有一间房。就是这间房,又被造反派多次抄过,凡稍稍贵重些的物品和藏书都被抄走了。志成被关了五年,受尽各种折磨,得了多种疾病,全身浮肿;孩子们也都被遣送到外地,天各一方。

物质上的损失我是从不计较的,我急切盼望着组织上能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鼻咽肿瘤治疗并没完成,鼻子经常出血,且白血球始终居高不下。刚进家门,不得已又住进了医院。

11月11日下午,市专案办翁××、郑××、丁××等三人在华东医院对我宣布了关于我的三点结论意见,大意是:

市委、市革委会最近举行了会议,对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

一、对你的批判、斗争和审查是必要的,对你采取监护措施,是为了防止出事故。

二、对你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1930年的历史问题。你被敌人俘虏,与你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你当了义子,这都是事实。但在审查中反复调查,无法查清;1930年的历史问题,有线索,有证明,你也有数,但作为定案的根据,还不够充分。

2.解放后十七年,你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恶果,性质严重。

3.侦控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已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

根据上述情况,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算什么结论?听到这样一个处处留尾巴的结论,我心中的愤怒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关了我整整八年!审查来审查去,恫吓、威胁、辱骂、折磨、低头弯腰,就弄出这几个结论?这也算是结论?分明是在每个要害部位都给我楔了一根钉子,要我永世不得翻身!我很气愤,当即便一条一条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今天只是先和你通个气,你有意见可以提,我们将把你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说:“你要树立正确态度。”

11月12日,仍是在华东医院,我向郑××、丁××等人又谈了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1.关于解放后十七年的问题。我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的严重错误,但有些措词是否可作些修改,比如说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两字是否可去掉?因为我十七年来总或多或少执行了**的革命路线吧。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和“煽动经济主义妖风”这两句话我要求去掉。因为我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更没有煽动什么经济主义妖风。相反,我在制止群众斗群众和制止经济主义妖风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尽了自己的努力。

2.关于侦控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我再次申明,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要对中央领导同志搞侦控。我要求对这问题作完全否定,而不能有的否定,有的不否定,不要给我拖一个尾巴。

3.关于1930年历史问题。同时被俘的涂应达是不是就是以前你们告诉过我的那个队长?你们不是说过,这个同志当时逃跑了,逃出有二里路,最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大队长证章,这才知道他是大队长了吗?至于“匪军营长收我当义子”一事,我从不否认匪军有这种阴谋,但不顾当时当地客观情况,单单讲一句“匪军营长收我当义子是事实”,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对我也不够负责,不足以使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包括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了解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当匪军的干儿子。我要求在向中央报告这个问题时,能把我自己就这个问题写的一份反映全面真实情况的交代附上去。我再次申明:1930年,从我被俘一直到释放,我是无罪的,我的历史是光荣的。

同时,我还要求搞清一点,就是前一天的谈话中“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句话,它有没有别的含义?这意思是说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呢,还是本身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希望有个明确的答复。我还要求他们,如果这个意见是准备报告中央的话,应将报告全文给我看一看。

最后,我质问他们,我九月份写给**的信是否已经转出?**、党中央是否已批转?如果已经批转或批示,我要求将批示全文告诉我。

我的意见立刻引起了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为后台的革委会的愤怒!他们想不到关了我整整八年,我竟然还是这么“不老实”,竟然还敢跟他们抗争!这简直无异于谋反和抗上。于是就在11月12日我提出意见的当天下午以及以后的几天里,郑××等秉承马天水等人的旨意又专门召开会议,狠狠整了“我的态度”。

他们说我的发言是“反攻倒算”,说我实际上的罪过比市委、市革委会对我宣布的结论要大得多,市委、市革委会对我的结论已经很宽大了,可我却还如此不老实认账,要去掉“竭力”两个字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妖风”这两句话,这是办不到的。他们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正确认识,没有站到**革命路线上来,你的认识水平不如一个支部书记。又说“侦控”问题无法查清,意思是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在说到我1930年被捕的历史问题时,他们说我是马赫唯心主义,为什么不与刘胡兰、潘冬子比一比?当时我已被关了那么久,仿佛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刘胡兰我是知道的,却不知道潘冬子是什么人!他们就说我太落伍了,要好好看看刘胡兰的故事和潘冬子的电影,然后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同样被捕,有的人被关在监牢里,有的人被杀,而我却得到敌人的器重和赏识?对他们这套强盗逻辑,我真是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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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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