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来信”引发的“《闽西报》事件”(2)

王文见小津之后，我和小津还真见了面。小津给我讲述了外界和家里的情况，特别是**自我爆炸之后的种种情况，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可是这却引起了专案组的恐慌，他们立即把这次会面情况整理成“简报”向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汇报。马天水一看也紧张起来，提笔便批：“陈小津说话态度很坏，管理人员可干涉和批判。”王洪文也批道：“应组织些人，狠批陈丕显的态度。”根据王、马的旨意，专组人员立即又批斗我一番，并不准再和家人会面。1972年10月10日，我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市委，要求请熟悉我病史的北京肿瘤医院吴恒兴大夫复查，并说“如果不行，可以把我押到北京”，“市委同意不同意，都要给我一个答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看了信便策划对策，于25日回答说：“没有必要一定要吴恒兴作检查，让上海的医生检查治疗就了。”当时他们派了一个医生敷衍了事地作了检，说“没什么大事”。我很气愤，对他说：“你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这位医生很为难地对我说：“我也没办法，他们有交代不让查。”实际上“四人帮”一伙采取的就是整不死你就让你病死的手段，真是恶毒之极。

经过周密考虑，12月28日，我又一次给专案组写条子，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看马列的书。我要看一点，为什么要对我那样为难、苛刻。我的书没有犯罪，有什么理由要封我的书，宪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吗？这是违法乱纪！二是要求检查身体。我要求到北京去，要吴恒兴医生给看病，这个要求如市委不同意，请转告中央。三是要求会见亲属。我要求见妻子、子女，还要求见我福建的弟弟。这么多年不见面了，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关在提篮桥监狱的犯人也可以见亲属，为何我倒不行？”马天水看了这条子之后，竟然批道：“案子抓紧审查，态度要批判。”王少庸更为恶劣地批道：“近来，真是嚣张至极。所提要求，一概置之不理！”我真想不到这两位昔日的同事一旦卖身投靠之后，竟然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了。

我的孩子得知此情况之后十分焦急，他们在外面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情况，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的不人道做法。1973年1月22日，我子陈小津代表三兄妹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我生活、身体情况，“父母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切希望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对此，国务院办公室摘报了。王洪文看了此信无法再推诿，得不于2月4日批道：“请专案办认真研究一下，陈丕显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如需要住院，生活费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市专案组看到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心领神会，于2月19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份“调查情况”说：“陈小津信反映的情况不实，有些情况，如说谢志成全身浮肿，是他有意欺骗领导同志。”这帮以说谎为营生的家伙还编造了一段离奇的假话：“陈、谢两人的健康状况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需要住院检查治疗的疾病。陈丕显不但不消瘦，而且营养过量，太胖了。”“谢志成近来健康状况比以往好得多，面色红润，身体也胖了。”他们还针对小津信中说的父母生活标准很低的情况，说什么“陈丕显每月生活费30元，平均每天五六两肉，生活应该说是很好的”，“谢志成每月25元，由于不抽烟，每月都有节余”。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调查情况”里特地写了一段小津和我们见面谈话的情况，告小津的状。他们说，“陈小津向陈、谢分别说了邓小平在搞调查研究；谭震林解放了，周总理传达了**关于陶勇不是自杀是被陷害等等”；还说，小津向陈、谢谈了“这次到北京，好多人(如耀邦、叶飞、江华、黄知真、章蕴、张茜等)都主动来看他。在北京简直应接不暇。他们都向陈丕显问好……”

以后小津又给专案组反复提出要允许子女看望父母的要求；小津还给叶剑英同志写信并转呈**，提出允许父母看病，解除隔离审查的要求。这些正当的要求搞得“四人帮”及其爪牙很是难办。

小津的表现引起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对小津恨之入骨，而且还株连到关心小津的黄知真同志，株连到江西省委。下面引用的徐景贤关于插手江西问题的亲笔交代，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嘴脸：“四人帮”插手江西，攻击江西省委由来已久。

陈丕显的儿子原在湖南工作，是黄知真同志把他调到江西去的。此事，马天水报告过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在上海是我们的死对头，而江西省委对他的儿子却这样照顾，我们很反感。因此，我们对江西省委就产生了不好的看法。

涂烈说黄知真同志修正主义修到了这种程度：上班警卫员给他打伞，秘书给他提皮包。这时我们又就陈丕显的儿子调动一事，攻击了黄知真同志。这时是否谈了杨尚奎同志的长征回忆录，记不清了，但谈的可能性大，因为回忆录中谈到了“阿丕”(即陈丕显同志)，我们很反感，陈丕显在上海正好是我们的死对头，此事我、姚文元当面就攻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