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平同志反映上海的问题，险遭不测(2)

这次谈话不久，形势又起了变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掀了起来，到处一片批邓的叫嚣，我和小平同志的这次会面，立刻成了我的一条罪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找我谈话。

郭玉峰问：“你和邓小平谈了些什么？”这时我心里没有底。谈的要害问题显然是不能说的，但我又不清楚他们究竟掌握了哪些情况，万一他们已经知道了怎么办？于是我想了想说：“你们可以问王瑞林呀？他都知道。”

“王瑞林把你引进去他就出来了。我们早就问过他了。”

这下我心里有数了。原来他们从王瑞林那里并没有捞到什么材料。我心里暗暗地称赞王瑞林同志真是好样的。于是我就说：“我们没有谈什么，就是相互问情况，问了问婆婆娃娃，血压高呀，糖尿病呀，住哪个医院呀，等等。”

我知道，形势很快又要恶化了，刚刚有了一线希望的中国革命建设又罩上了厚厚的阴云。虽然离开了令我窒息的上海，住在北京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但这里几乎成了一批老干部集中监护的地方，刚刚好一点的心情，又变得充满忧愁。

所幸的是，经过十年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已同“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常理，又违背人心，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从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材料中，反而对坚持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邓小平获得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尽管“四人帮”竭力叫嚣，威逼干部、群众“批邓”，但广大干部、群众却反应冷漠、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反对，使这个运动搞成了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