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1)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８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５００块人民币之时，这１６０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１９６２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２１４４人；１９７８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７４５６人……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７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平均每年５０００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２８０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１０％。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０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２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１０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１９８３年，有１５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１９８７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５９．８４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５５．６万人）。

１９８９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１００万；

１９９０年，深圳总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３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４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３００万；

１９９９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４００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３００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７００．８４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１２１．４８万，暂住人口达到５７９．３６万人。

而今天，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７００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个人中，有３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６．３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１９９３年，外来人口为３１７４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