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4)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也看到了。不久前，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个规划的目标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１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５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５０００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５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３０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２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

深圳劳动力市场信息栏这个规划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今后农村劳动力每年要向城镇转移１０００万人。在这个大框架下，目前已紧接启动了人才培训工程，要在２００７年前向相关专业领域输送１００万毕业生。

为解决劳动力市场技能型人才紧缺的问题，六大部委于２００４年春联合启动“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工程”计划在全国选定５００多所职业院校作为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训基地（其中高职院校２５０多所，中等职业院校３４０多所）；全国各地１４００多个企事业单位将与学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２００７年前要向相关专业领域输送毕业生１００万人，为相关专业领域提供短期技能培训３００万人次。

即使如此，对于如此众多的民工而言，仍不过是杯水车薪。输出民工的大省、接受民工的企业，都必须作培训民工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民工应当有自觉学习专业技术与技能的渴求——民工必须自己解救自己！

%%%三个和尚没水吃，八个住持呢

改造民工本身的素养固然重要，改造管理这些民工（农民）的当官者的素质更加重要。

中国生态环境的污染，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人，必然会受到环境的“报复”。

环境的恶化显然是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个“环境”，却常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包围着民工们的社会环境、当官者造成的管理环境，或许，这个环境比生态环境更加糟糕。

对于中国官场来说，２００４年４月是个残酷的季节。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多名高官因为不同的责任事故相继引咎辞职，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市长张仁贵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祥；又有大型国企的当家者，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和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等。至于被撤职、查办、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的中下级官员，初步统计至少有百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辞职和撤职浪潮，在中国当代行政史上是空前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使国家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是每一起事故中都有十几甚至几十人的伤亡，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后面都会有一个注脚——他们是民工！民工！民工！

在重庆开县的井喷事故中，２４３人中毒身亡，数百人受伤住院，而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让中下游百万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３亿元以上。现在来看，凡是如此重大的责任事故，凡是如“铁本事件”这样的大量土地流失事件，都不是一两个官员失职、受贿造成的，它是各个职能部门“一条龙”失职的结果，领导、审批、审计、建设、管理、监督、金融、工商、税务，几乎没有哪一个部门没有贪官，没有哪一个部门没有尸位素餐、睁一眼闭一眼的人在，整个管理环境如同生态环境一样恶劣，已经成了不容否认的事实。

为官者不负责任是一个原因，为官者太多是另一个原因，而太多的为官者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指向，自己的亲恩仇快，他们又为着个人利益相互争抢着、窝里斗着，形成了理不清、扯不断的极其复杂的“官网”，我们的农民、民工就被笼罩在这张网下，这就是无谓的工伤事故不断增长的成因。

据历史资料，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西汉时是７９４５∶１、东汉时是７４６４∶１、唐朝时是２９２７∶１、元朝时是１６１３∶１、明朝时是１２９９∶１、清朝末年是９１１∶１、我们现在是６７∶１。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数字说：１９７９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２７９万人，到１９８９年扩大到５４３万人，１９９７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８００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１３１６．２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民、官比例还在不断缩小。近１０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小到４０∶１。例如，安徽泰和县１９９４年财政供养人员１０２７６人，到２０００年扩大到１３６７６人，6年时间增加了３４００人，增长３３％；湖北襄阳县１９９３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１６６６７人，２０００年达到３４６９９人，7年时间增长了１倍还多。

任玉岭委员说，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是少有的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之复杂，层次之繁多，机构之臃肿（每级政府中还有五套班子），世界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