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

我听了一下你采访的那些案例，我挺担心：如果你照着这个路子采访下去，那么你将发表的东西不是一个剖析当代大学生问题，而是对时下青年人人生观的批判。

你做这样一个采访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想写一个用人单位和人才之间矛盾磨合的劝世性作品，那每个时代都会有相似的材料。你应该还记得别林斯基的“这一个”命题吧？你要采访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在目前而言，到底是指什么？“这一个”是近七八年来，再说长一点，应该上溯到90年代初，包括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大学生走向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老话很实用：要从本质上找原因。

翦伯赞老先生有一篇散文一开始就写：“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城，长城已经变了颜色。”而我已经好久没有再迈进大学校门，眼见得那些在我面前亮相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变了颜色”。2003年秋天我去过北京的应届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会的招聘现场，我的感觉……可以说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你猜我当时联想到了什么吗？我联想到的是小时候我喝的酱油汤——很奇怪的联想是不是？

小时候用酱油膏泡汤喝，加点紫菜葱花，舍不得就这么快喝完，不断注水，那片紫菜还浮在酱油汤面上——汤水含在我的嘴里，紫菜印在我的心里。不管怎么说，那片紫菜叶的存在，让我有一种“这是一碗紫菜汤”的虚幻感。但实际上，紫菜汤的性质却在一点一点稀释、消失……

在招聘会场上看着那些烫金的、盖着鲜红大印的学历证书和文凭。我真的感觉到：那些标志着学阶、资质的证书就像当年的紫菜叶，底下的内容日渐淡薄，但那虚幻的象征还在那里。打这么一个比方：现在有一股修葺古建筑之风，红墙碧瓦，泱泱古风——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堵红墙是怎么回事。我虽不知道现在的院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没有可比性的话我不说了，就文科学生的素质而言，我觉得现在成堆的硕士，可能还包括个别博士，都不如当年十几二十年前的本科生。

新来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刚到新单位的德性，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新来乍到，目中无人，穿着休闲衫上班，不知道打开水抹桌子，不知道尊重老同志……你我都经历过这个放浪形骸的阶段，这就是所谓青春的错。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驼子进了棺材背自然直”实在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先考上清华，再读硕士，然后到武汉的一所大学教书，在学校里跟领导关系处不好，这才毅然下海谋生。如果说你把“毕业生之困境”移到前十几年去写，去采访一下我单位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问一问那个姓冒的是个什么东西；估计他们声声控诉的，比你这些个采访录音中表现得更鲜活，会更具有“典型性”。

我从学校出来，一半是碍于面子，另一半是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证明自己。我跟几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搞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有什么资金，就把女朋友积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投进去做“开发”了。还好，狗屎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很快有了“第一桶金”。我们几个人也算是早期合理避税的理论家兼实践者，我们搞的是广告公司，注册的却是“研究所”。研究所有个好处，可以避税。半年间，就壮大起来了。再加上脱离了体制，在没有什么依赖心理，一两年内也算实现了一点原始积累。

当时公司形成了一定规模，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时像我这种不在体制之内的企业，要从容挖人是比较困难的。那阵大学生赴深圳、海南，形成了一股“下海”“淘金”热；但是，用人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的动摇。许多大学生从原单位出来另找工作，还是留了一手，搞什么“停薪留职”——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白白地缴送了许多“管理费”，差不多占收入的1/3以上吧，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辞职——这说明对个人来说，脱离体制的抉择是艰难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定下了公司用人原则的“约法三章”：

一、优先招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生，当然研究生更欢迎。鼓励他们砸碎“铁饭碗”。有胆量辞职者发放一笔5000～10000元的安家费。

二、对于在原单位保留关系的大学和大专生，其所谓“管理费”由公司全额或部分代缴；如果他们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愿意自行“引刀一快”同原单位了断的，公司可以按月应缴管理费数额乘以18个月工期一次性发放给这部分职工，基本上不低于给直接辞职来公司上班的人员安家费标准。

三、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者，公司绝不强留，绝不刁难；摆酒相送，友谊长存。

现在的大学生看到这些优惠条件肯定会长叹一声——俱往矣，那真是“人才”的美好年代呀！

我的这个“约法三章”，也是参照了其他的一些勃勃兴起的新企业、新公司的用人优惠政策来制定的——听上去是不是气象开阔，大有汉高、魏武招贤纳才的气度？对“约法三章”的第一款我得特别拎出来说一说。第一款的实质，说白了，就是只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有我的感**彩在里面：我就要正牌大学生，就是冲着他们正规的教育背景、冲着他们均衡的学养、冲着他们的学生味十足！上班穿穿拖鞋、听听崔健的歌，不懂人情世故，落拓不羁，这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他们是一座活力十足的金矿，身上蕴含着无限的成长性……

说到这里，回到你采访那个的正题上来。你那些采访案例里谈的大学生不知道给前辈拎开水，不知道尊重领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玩心重，自视过高，出言不逊，不遵从考勤制度等等——我也一直同他们的这些恶习作斗争，但老实讲这是一种愉快的斗争，我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他们的毛病。

张三你不是总爱迟到吗？那我就给你来个乘数累积法：第一次迟到扣月薪1/30，第二次1/15，第三次1/8，第四次1/4，第五次1/2……扣到第三次他就感到痛了；温水煮青蛙，煮到你痛为止。要是一个月连续6次迟到，我也不累积了，这个月你算白干，我也不至于刻薄到连你下个月工资都扣光的程度。你骂我“军阀”也好，你怪我“管卡压”也罢，你表示后悔认错也行；我既然扣了，绝不发还。你认为剩下二十几天这样纯粹白干也没劲了，那你可以辞职换一个公司……这一招，真把好些个爱迟到的给治好了，也有没治好走了的。

对那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我先是警告：这是办公室，不是你家——把你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要是这小子恶习不改，下回再被我瞅见，我会二话不说，把他拎到门口扔出去……我绝不婆婆妈妈地搞什么思想教育，因为该受的教育你都受过了，我何必多废话！

我告诫过员工，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第二次别怪我不客气。我之所以要把这种管理称之为“快乐的斗争”，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一帮可造之才——其中不乏怪才、歪才——在较量。我能够理解他们身上同秩序对抗的天然性，甚至打心眼里喜欢这一切；但我不允许他们做得过分。

我的干涉更像是禅师的“棒喝”；不过这种貌似“率性而为”的“棒喝”式管理，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被管理对象应该是有慧根的一群。被管理的各色人等，虽然缺点无数，也难免叫人头疼；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我印象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是能够跟我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的。

我知道你要让我“打住”，我说得有点离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离题。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在采访这个话题时，少用点“纪律涣散”“不服从管理”之类的材料，拿“缺乏团队精神”来说事。这种说法，客气点说是流于技术层面了；再说得不太恭敬一点，对于某些大学生而言，这种批评等于是抬举了他们。

涣散狂狷和落拓不羁，某种程度上是才干和才华的伴生物。过多地指责当今某些大学生的涣散、“缺乏团队精神”，免不了被一个错误的假定误导——就是“你有才干，但你恃才傲物，这是行不通的”。这个逻辑有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今天的大学生缺少才干，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恃才傲物；现实情况是如今的大学生不会比以前的大学生在管理上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普遍比我们那几届大学生规矩——但是他们很多人显现不出令我惊喜的东西。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