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性智性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奶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