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纽约(2)

我们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去看波纳尔三号，但是那幢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即将进行翻造。

我们在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门口停下，因为雪尼和我曾随同父亲在那里面住过。

后来，我们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看见从前那些华丽的私人住宅的房间里都点着日光灯，一些职员坐在桌子跟前办公；其他的住宅已被改建成为长方形的房子，层层叠起，像一些玻璃橱，又像一些水泥盒子——据说，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

我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要将我们的钱从美国提取出来。这就是说，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

她去了十天，回来后把一切经过详细地说给我听了。她到了银行里，职员仔细地核对了她签字的笔迹，向她望了望，接着就走开了，去和银行经理商量了好一会儿。

乌娜当时很着急，但他们最后还是让她开了我们的保管箱。她说，在银行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家里。

一切仍和我们走时一样，花儿和庭园仍是那样美丽可爱。她颇为伤感，在起居室里独自站了一会儿。

后来，她看到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亨利告诉她，我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去过两次，每次都要盘问他，打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问他可知道这家人家举行过什么荒淫放荡的晚会吗，可有裸体的姑娘参加吗，此外还提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回说，我和妻子儿女都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恫吓他，问他是哪一国的人，问他来美国多少年了，还要看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一听了这些话，不管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决意立刻割弃了它。

即使我们的女佣看见她走时哭了，也不能打动她，她还是赶紧离开了那儿。

一些朋友问我，怎么会招致了美国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

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肯随波逐流，跟着大伙一道去仇恨共产党。

当然，这样我就开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美国退伍军团人员。讲到那些具有真正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我并不反对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十分有益的，都是富有人道主义的。

但是，一旦军团人员滥用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假托爱国者的名义，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侵犯他人，这时候他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的基础结构。

这种特权爱国者，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最终使美国演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我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一组织，因为它首先就是一个滑头名词，其伸缩性很大，可以被用来套住任何美国公民的脖子，钳制他们的言论，然而，这些人的坦率的见解正代表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数。

第三，我从来不曾打算入美国籍。要知道，也有很多美国人在英国挣钱过活，但并不曾打算入英国籍；比如，米高梅影片公司的一位美籍经理，每周薪金高达几千美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五年以上，并不曾入英国籍，但英国人从来不去介意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作这番说明，并不是为了要进行辩解。我写这本书时，一开始就问自己写书怀着什么动机。

动机有很多，但辩解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总括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即：在许多强大的党派与无形的政府所形成的一种气氛中，我使一个国家对我怀有敌意，从而，很是不幸，失去了美国公众对我的好感。

《舞台生涯》安排在莱斯特广场奥狄昂戏院里放映。因为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喜剧片，所以我很担心，不知道观众的反应如何。

初映之前，我们先给新闻界举行了一次预映。电影拍好后，到现在已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可以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了；应当说，看后我很受感动。

这并不是自我陶醉，因为，我看自己的影片时，既能欣赏其中的某一些镜头，也会厌恶其中的另一些镜头。

然而，我并不曾像某一位恶意造谣的记者所见的那样，后来看得哭了起来——再说，即便是我哭了，那又怎样呢？

如果一个作者不对他的作品发生感情，那他就很难指望公众会对它发生感情。

说真的，我欣赏自己的喜剧片，往往有甚于一般观众。那一次《舞台生涯》举行初映，是为了给慈善事业捐款，所以玛格丽特公主也去了。

第二天影片才开始公映。虽然影评是冷淡的，但影片打破了世界卖座记录；并且，尽管在美国受到了抵制，但它的收入仍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离开伦敦去巴黎之前，斯特拉博尔吉男爵在上议院设宴招待我们。

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听到他这样一位社会主义者拥护原子防卫政策，我不禁感到惊奇。

我对他说，无论如何增强我们的原子反应堆，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如果等我们已被化为灰烬，那时再去进行报复，那又何补于事呢。

我深信，对英国国防来说，最可靠的战略是严守中立，因为，在原子时代里，我不相信绝对中立会遭到破坏。

但是，莫里森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会有那么许多聪明人都主张使用原子武器。

我在下议院里会见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和莫里森抱有同样的观点，我表示痛恨原子防卫政策，但同时意识到，我的话勋爵听了甚为逆耳。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概括地谈几句我现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由于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二十世纪动力学的发展，于是，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各方面，个人就被一些庞大的组织所包围，并受到它们的威胁。

思想需符合条件，行事需经过批准，举动需获得允许：于是，我们正在成为这一切的牺牲者。

我们之所以会让人家造成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那是因为自己缺乏识见的缘故。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丑陋和臃肿，失去了审美的观念。同时，我们的生活感官已经由于追求利润、权力与垄断而变得迟钝。

我们已经让这些影响蒙蔽了自己，以致完全忽略了那些严重的后果。科学知识，由于缺乏慎重指导或负责精神，就为政客和军人提供了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武器，以至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些人所掌握。

有一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智力才干有时至少是不够格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成问题的），而让权力过分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后来就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然而，对此我们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有一次，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对我说：“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冲动。”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

博士也同意我这种看法。有些科学家就像宗教狂热者一样。他们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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