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纽约(4)

我们在罗马受到同样的接待，我接受了勋章，总统和部长们都接见了我。

那一次预映《舞台生涯》时，却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建议我绕过那些人群，从后台门进去。

我觉得部长的建议有些古怪，说既然人们那样耐心地候在戏院外面，想要见我一面，为了礼貌起见，我也应当从正门进去，让他们看上一眼。

当时我觉得部长有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只是柔声饴气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

但是我坚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强我了。那天晚上预映时，戏院外面像往常那样灯火辉煌。

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人群被绳子远远拦在马路那面——我心里想，他们离开得太远了。

我竭力装出了潇洒大方的神气，走下轿车，绕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满脸堆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挥起了双臂。

立刻，卷心菜和蕃茄像连珠炮似的在我旁边飞了过去。我一时没看清楚那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后来只听见我那位担任翻译的意大利朋友在后面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幸喜不曾掷中我，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戏院。

这时我才觉察出当时的情景令人发噱，忍不住哈哈大笑。连我的意大利朋友也只好跟着我笑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些闹事的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我应当说，他们那样扔番茄，并无意使用暴力，只不过是要示威罢了。

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警局问我是否要向他们提出控诉。

“当然不要，”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们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

）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不提了。在我离开巴黎去罗马之前，主编《法兰西文学》的诗人路易·阿拉贡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于是我邀他们共进晚餐。

因为他们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我旅馆的房间里。给我负责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一经获悉这件事，几乎是歇斯底里发作。

“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

“可是，哈里，”我说，“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已无意再回美国，但我很小心，还不曾把真情向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吐露，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不曾脱手。

听了哈里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哈里虽然这样担心，但后来又特地留下了，让这几位先生在他的纪念册上签了名。

那一天我不曾邀哈里一同晚餐。我告诉他，说我们期望斯大林会来，不愿这件事被张扬出去了。

我对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而你依靠翻译交谈，就像是在远远地打靶子，必须等待射击的结果。

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漂亮。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再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

萨特有着一张圆脸，你虽然不容易从他的长相上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精明和灵敏的美。

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宴会散了，毕加索领我们到左岸去看他至今仍在使用的那间画室。

我们登上扶梯，看见他下边那层楼上一家住宅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更上一层楼。”我们走进了一间样子十分寒碜，像间堆房似的顶楼，那是一个连查特顿也不愿意死在那儿的地方。

椽子上钉了一只钉，上面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我们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一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和一只已经坏了的炉子。

靠在墙脚下是一堆积满了灰尘的旧油画。他拣起了一幅——那是塞扎纳的作品，而且是一幅精品。

他拣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只是为了要让它们离开那个垃圾堆。

在高尔基的

“底层”中，埋藏着一座金矿。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