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光(4)

“你可以看出，”母亲说，“他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和我们大伙儿一样，他也会怀疑呀。”母亲的话使我太感动了，我恨不得就在那天夜里死了去见耶稣。

但是母亲对此并不表示热情。她说：“耶稣要你首先生活好，做好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应做的事情。”在奥克利街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母亲使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慈祥的光辉，只是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文学和戏剧才具有它们最伟大、最富有意义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爱情、怜悯与人性的主题。

我们生活在下等社会里，是很容易养成那种不注意语法的习惯的。但是母亲永远不受环境的感染，十分留心我们的谈话，随时纠正我们的语法，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的家境越来越窘困了，当时我年幼无知，常常怪母亲为什么不再去演唱。

她总是微笑着说，那种生活矫揉造作，是虚伪的，一个人在那种环境里是很容易忘了上帝的。

然而，每当她谈起了戏剧时，她往往会忘了情，又兴奋激动起来。有时候，旧事重提，她会低下头去对着她的活计，好半晌沉默无语，而我也感到闷闷不乐，因为我们此后再也不会过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了。

后来，母亲抬起头来，看见了我那副沮丧的神情，就强颜为笑地安慰我。

冬天渐渐近了，雪尼没有可穿的衣服了；于是母亲就用她自己那件旧天鹅绒短衣给他改制了一件上装。

那件短衣的袖子上有着红黑两色的条纹，肩上还打了褶儿，母亲虽然想尽了办法去改制，但怎么也改不好。

雪尼被强着穿这件衣服时哭起来了，他说：“学校里那些孩子看了，会怎样想法呀？”

“管人家怎样想法呢？”母亲说，“再说，看上去它挺有气派嘛。”母亲有一种能够说服人的本领，所以，直到今天，雪尼仍旧弄不明白，当时他怎么肯穿上了那件衣服。

他不但穿了那件衣服，而且穿了母亲的一双截低了的高跟鞋，这一身打扮害得他在学校里打了多少次架。

孩子们都管那叫

“雅各给的彩衣”。我呢，穿了一双母亲用她那件红色紧身衣改制的长统袜（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打了褶儿的），被大伙叫作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这万分愁苦的日子里，母亲患了偏头痛症，只好停止做活计，并且，接连许多天，不得不把敷了茶叶的眼睛缚起来，躺在黑暗的屋子里。

毕加索有过一个蓝色时期，我们过的则是灰色的日子。当时我们靠救济贫民的布施，领赈济的包裹和施粥所里发的票子。

雪尼趁课间休息时间去卖报，这对补贴家用虽然有如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补。

然而，危难总是有它的极点的，我们那一次也可以说是否极泰来了吧。

一天，母亲还没完全好，眼睛上还蒙着绷带，雪尼突然冲进了我们那间黑暗的屋子，把他的报纸向床上一扔，说：“我拾到一个钱包了！”他把一个钱包递给了母亲。

打开了钱包，她只见里面是一捧银币和铜币。她赶快束紧钱包，接着就激动地倒在床上了。

原来，雪尼到公共马车上去卖报。在一辆车的顶层上，他发现了空座上有一只钱包。

他赶快把一张报纸向上一覆，好像是无意中落下来的，接着就把报纸连同钱包一起拾起，赶紧离开了车。

他在广告牌后面空地上打开了钱包，看见了一捧银币和铜币。他告诉我们，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也不去数那些钱，就束紧钱包，跑回家来了。

等到母亲清醒过来时，她把包里的钱都倒在床上。但钱包仍旧是沉甸甸的。

夹层里还有一个小袋儿。母亲打开了它，看见它里面有七个金镑。我们欣喜若狂。

多谢上帝，钱包里没留下失主的住址，因此母亲并没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受到良心谴责。

虽然也曾为失主的不幸感到惋惜，但母亲相信，这是皇天降福，上帝所赐，所以很快就不再去想到物主的损失了。

母亲患的究竟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病，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星期内她就复原了。

她的病刚好，就把我们打扮得全身一新，大家一起到海滨绍森德去玩一天。

第一次看见了海，我仿佛受到了催眠术。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从一条山路上走向海边。

大海看来好像悬在空中，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颤巍巍的、眼看着就要扑倒在我身上的怪物。

我们三个人脱了鞋去水。暖洋洋的海水在我们脚背上面和足踝四周回荡，轻轻地在我脚底下陷下去的沙粒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那一天够多么美啊——橘黄色的海滩上，到处都是粉红和蓝色的水桶和木铲，再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帐篷和太阳伞，一些帆船喜盈盈地冲破了笑呵呵的轻波微浪，另一些小船懒洋洋地歪在海滩上面，散发出海藻和柏油的气味：这一切迷人的情景，至今仍旧在我记忆中留连着。

一九五七年，我回到绍森德，去寻找第一次从那儿看到大海的那条狭窄山路，但已经找不到它了。

在镇市尽头还有几家老式店面，仿佛是一个熟悉的渔村留下的残迹。这儿，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低声细语——也许，那只是海藻和柏油发出的气味吧。

好像是沙漏里的沙粒，我们的钱随着时光耗尽了，艰苦的日子又赶上了我们。

母亲去另找工作，但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分期摊付款过期了，所以母亲的缝纫机又被搬走了。

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赡养费也完全停付了。在百般无奈中，母亲去找另一位律师，律师看出这件案子没多大油水，就劝她领着两个孩子去请求兰贝斯市当局救济，这样可以迫使父亲出钱赡养我们。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她要肩负起养活两个孩子的重担，而自己又是那样病病歪歪的，于是决定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兰贝斯贫民习艺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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