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自传推出“记忆文学”披露“文革身世”

据悉，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余秋雨新作、自传文学作品《借我一生》将于7月初，在《收获》杂志第四期上率先选载其五卷中的“童年”及“文革”两卷内容。这预示着，面对两年前炒得火热的“文革历史”问题，余秋雨终于将以一种较为完整的方式给出回答。

新自传引出一段旧公案几年前，学者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引发了舆论界对当时最畅销的作家余秋雨“文革”

身世的争论。余杰在文章中指出，因《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而引得一时间洛阳纸贵的散文家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的。”并直指由该写作组以“石一歌”名义发表的若干“不光彩”的文章，有许多是由这位当今散文大家一手炮制的。

在余杰文章发表前后，一些专门从事文革历史研究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余秋雨确实在文革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其中的焦点事件是200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因此被余秋雨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余秋雨不承认自己曾加入过上海写作组一事，并对余杰等人的批评持激烈反击的态度。

详尽披露文革经历据《收获》杂志社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的第二卷中，用十四万字左右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下放农场、在《文汇报》实习、工宣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等。其中，对外界普遍质疑的与“石一歌”(由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写作组统一使用的笔名)成员之间的交往问题，也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程永新介绍，余秋雨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回忆的方式来叙述这些事的，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击此前一些人对他的指责。但是，对那些指责的内容，他在这部回忆性的作品里都有所澄清或涉及。例如，对与“石一歌”主要成员朱永佳的交往，以及自己在那段时期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窘境，还有自己确为上海写作组所赏识的情况等。

“在谈到朱永佳时，余秋雨流露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评价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程永新说，“这同时也表现出他内心和思想中十分矛盾的一面。”

“记忆文学”并非传统自传据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与《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谈到缘何写自传一事时表示，自己萌生这个念头是因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

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其实，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介绍，“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以记实为目的的。其次，记忆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些都决定了这部作品并不一定非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符合实际情况。”

对于以这样一种可能并不确切的方式写作自己一段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程永新表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在书出来之后，估计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至于该书所回忆的内容是否属实，任何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它基本是真实的。当然，是回忆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对其他人的评价肯定会有主观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对关乎到自己的问题，余秋雨是非常坦诚的。”

书作问世前余秋雨婉拒采访最后，程永新还透露，余秋雨一直是本着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在写作这部作品。

但是，在叙述中，有时不免也会流露出愤懑的一面。对此，《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在看过初稿后，建议他不必理会文字背后的争斗，保持住平静的叙事姿态。余秋雨听取了建议，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目前，余秋雨表示在书作没有问世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该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和《收获》杂志均表示，已与余秋雨达成协议，在该书未面世前，不对外公开该书具体内容。(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