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遵守规则，领导利用规则(1)

“如果领导交办的工作有违学校校规，你认为领导交办的和文件规定的哪个更重要？”在某高校进行的普法教育笔试中，100%的人回答“文件规定的更重要”。高校的领导看了这样的答案，很高兴，于是欣慰地对外宣布、对上级汇报“我校教职工法律意识很强”。如果这“答案”能真正化为具体的行动，那么，当今高校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早已迎刃而解。其实，要是教职工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所有答案都不选，而补充一句：“领导是不会交办有违学校校规的工作的”，就更加皆大欢喜了。不过现实总是与理想大相径庭。原来规则就不是用来执行的，而即便是揭露和曝光那种种违规操作，也难以撼动领导们的地位。2002年1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署名为晓声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被媒体大肆炒作。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北京大学王铭铭”，检索出1590条结果；输入“人类学王铭铭”，检索出131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检索出383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学术**”，检索出1100条结果。这些检索内容大部分都是2002年当年的。作为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铭铭事件确实十分有“卖点”，其热度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被聘为国外大学校长的中国人——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杨福家，在google网站，输入“复旦大学杨福家”，只得到1290条检索结果。2002年2月，北京大学迅速做出了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处分决定。而在这一决定出台之前，社会学系已免去了王铭铭担任的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出于惩前毖后的目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趁热打铁，出台《学术道德规范》、《教师科研道德守则》等有关反对学术**的师德教育条例规范。主流舆论认为，北京大学的做法是及时的，通过处分王铭铭，并同时表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表明北京大学反对学术**的坚决态度，以及对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赞扬。这是北京大学的明智之举。而部分网民对此则不以为然：有的名牌大学，就连校长、院士不也照样造假吗？他们的舞弊，一般情况不可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或是在事情闹大之前被封杀或是被报纸编辑主动截下；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被发现，也总是会被巧妙地化解。而在基金评审、重点学科评议、科研评奖中，一些领导甚至主动出马大搞裙带关系，送礼行贿。这样的学术界注定不会太平。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师生论文剽窃国外论文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①（①《东南大学论文风波暴露中国博士生教育深刻危机》，翟明磊、李虎军，《南方周末》，2003年6月20日。）虽然校方认定的结果是“三篇论文均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而署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人们埋藏在内心的疑虑：即便是院士，即便是校长，只要是当导师，就应该知情，学术面前，“王子舞弊当与庶民同罪”，就是不知情，作为导师也同样应该负责。怎么负责？不用掩饰，大家期待的结果是引咎辞职。可是，这样的结果在国内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纵使你举出再多的“严打”例子，哪怕是发生在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的，也不管用。我们的拍子只能拍苍蝇，不可能拍老虎，很难在名人身上动真格。同样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输入“东南大学校长抄袭”，仅有423条结果。真不知道，下次发现某个人物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媒体还有没有兴趣去捕捉。也不知道，如果媒体知道东南大学依旧获得了江苏省2003年文明单位称号，会有何感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衷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高校内学术**事件不止一次地出现，不能不说与有关领导对问题的严重性与对学术的严肃性缺乏认识有关，甚至于可以说与他们‘保官’有关。有些人出现问题之后表面上似乎处理得很严肃很严厉，实际上不过是换一个岗位，权力反而更大了。国外某名牌大学校长因涉及联合发表文章中的抄袭行为断然引咎辞职。而在我国此类事发生后当事人反倒被提升。更有甚者，还利用手中的权，要一些学者为他们说‘好话’和‘辩解’。”①（①《学术反腐要出重拳》，春鸣，《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规则不是用来执行的，而是用来“合法”利用的。比如，要选拔一个人，只要找赞同其升迁的群众做调查不就行了？要找这样的人并非难事。因此，所有的程序会走得很漂亮，有群众意见，有工作业绩，有领导评价。于是，群众意见大的人照样飞黄腾达。为什么可以“合法”利用规则，因为规则可以被利用。比如我们的干部不是公开聘任的，而是选拔任命出来的。如果由教师民主推选出的聘任委员会对干部进行公开聘任，让干部竞聘，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领导能够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很小。现在把选拔任命权力集中在管组织人事的几个人手中，不公开，不透明，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太大了。同样，我国高校招生中，以前存在一定舞弊行为，现在实行了网上录取，而且将录取名单向社会公布，作弊行为也就随之减少。当然现行的高招制度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漏洞，比如某些加分因素、某些保送生政策等。按照高招规则，某些特长生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加50分、30分、20分、10分不等，某些竞赛获奖者可以获得保送资格或者加分等等。于是，有权有势的家长便可以“通路子”为子女办一个“特长生证书”，甚至可以修改高中期间各科成绩，至于无论成绩怎样靠着关系或赞助评个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更是不在话下。这些舞弊行为也正是由于规则不完善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