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改革的恶性循环

又一个人“飞”了。夏院长觉得很烦闷。更何况，这次飞走的是自己的博士弟子，刚刚升为副教授的杨卫。“我要走了，这是我的辞职信。”杨卫用老师最不可接受的方式，让老师接受自己的选择。他何尝不想跟导师好好谈谈，听听老师的想法，可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他这样做。他无法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他不可能拒绝这样的选择。20万元年薪，上班第一天就配一部专车。对于他来说，如果在学校里干下去，要享受这样的待遇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的确，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选择。他甚至担心，在自己犹豫的瞬间，已经是董事长的大学同学会变卦。于是，他当场答应，第二天就去上班。虽然，这是个民营企业，干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几乎所有高校领导都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丰厚的待遇基础，优秀人才不在乎你的岗位，高校实行体制改革的空间将微乎其微。问题就在于此。如果不彻底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政府即使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带来教师队伍素质及教育质量的提高。然而，如果政府认为高校的体制没理顺而不增加投入，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亦将大大迟滞。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个循环：高校财力不充足，制约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体制上存在的众多弊端，使资源难以进行最优化配置，办学效益和质量由此难以提高，从而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影响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信心。现实就是如此，2003年，关于向高等教育增加投资还不如向基础教育增加投资的论调处处可见，原因就是高校在经历了三年的大投资后，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要让高校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要提高教授对社会的贡献水平。但眼前的收入待遇，显然不能与教授的实际付出对等，于是也自然难以期望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才，甚至不愿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在高校任职，更遑论他们对大学的忠诚度、使命感和创造性发展了。实施大学教师高薪制，并不需要寻找太多的理论依据。这个肩负人才培养大任、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群体，没有理由仍在为基本生活挣扎。当然，高薪不是人人能拿的，也许现有教授中的大部分均可能在真正实施高薪制后被淘汰。只有合格的教授才能拿到绝对高的薪水，也只有这样，大家的积极性才会被调动起来。可以有这样的设想：从现在起，学校可以让现有人员全部处于“待岗”状态，每个人与学校签订三年的试用合同。三年之后，学校按照全新的高标准进行考核、检查。以教授为例，如果完全达到要求，则聘为终身教授，以后不再考核，学校今后不会要求其下岗，除非他自己想离开学校，这是学校对曾经为自身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才的承诺，也有利于维持学术声誉；如果基本达到要求，则再签三年试用合同，合同结束时再进行考核；如果没有达到要求，本人可以做出两种选择，一是离开学校另求发展，二是降为副教授，再签三年试用合同。对于原来的副教授，表现十分突出者可以在三年试用期满后，直接聘为学校的终身教授。要进行教师聘任制，财力是基础。这是各高校的共识。北大、清华、复旦等重点高校之所以能从1999年起为教师大幅加薪，是因为教育部及有关部门为其增加了拨款。其中北大、清华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各获得12亿元。这些高校动用了其中部分资金，并利用了学校校产收入来改善教师的待遇。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九所高校校长联名写信给国务院，希望能及时对学校进行新一轮投入。这些高校的教师说，如果没有进一步投资，三年加薪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届时，教师的心态、积极性更是可想而知。学校要实行聘任制，多半又变成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