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的攻势(7)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