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2)

揭穿守山虚构的报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标志着日本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监控，而在中国报道的明确方针是：只准报道皇军在国外的“圣战”，不准报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队的坚强抵抗，杀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滞了日本军战略行动的期限；只准报道皇军攻陷对中国人的所谓“宣抚”，不准报道皇军的奸淫抢掠。军国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被侵略者烧杀、奸淫、抢掠毫不手软，对违犯军规的人的处罚，包括污辱人格在内，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样方针”的约束下日本记者敢越过雷池一步吗?

田中正明说：“当时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记者和十几名外国记者竞相采访。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见《虚构》第13页)情景真是如此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报道：

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292页)

此外，还有马吉牧师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说：

约翰·马吉牧师，战后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牧师，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后来他郑重声明：这部黑白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鲜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复引用记者德丁的报道，不厌其烦地论证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由于德丁是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者，从第三国的立场出发，不偏不倚，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景。马吉牧师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丑恶嘴脸，不是“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杀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杀的情景。

日本记者因受到日本军部的新闻监控的限制，又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考虑到本人的利害关系，只能象守山一样虚构一些皇军“圣战”“宣抚”之类的报道，根本不可能通过日本报纸报道皇军在国外烧杀、奸淫、抢掠。这个论断是从守山那几篇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中得出的结论。日本军部不仅不允许本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连德丁在《纽约时报》上以《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报道的报纸都被日本当局检查后没收了。这样，日本的特派记者越多，虚构的报道将越来越多，为《虚构》提供虚构的所谓“证据”也越来越多，到头来终成子虚乌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以《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现摘录若干以供读者鉴别：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救济工作。双眼将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腿脓肿的老妇，都免费疗治。难民们沾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见《史料》第260至261页)

《新申报》捏造的是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接受了日本军的“深表同情”的“优待”，似乎难民区内极为平静，难民们已和日本军“和睦”相处了。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揭穿了《新申报》捏造的谎言：

第180件，1月8日，5、6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22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妇女受伤。

第181件，1月8日，4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49号袁(音译)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21岁、25岁、29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射击。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4号姓高(音译)的姑娘(18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音译)，想看看自己家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引同前书2，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