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4)

虚构之十，荒唐地编造故事情节，通过算术演算，用来作为历史评论的“证据”。应该看作是《虚构》要害的另一表现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的报道：

所谓一个月二万起强奸案是这样计算出来的：18日前后，中国经营的妓院开张，有十五、六个娼妓，兵收五笔钱，军士收一元，军官收五元，生意很兴隆，一个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人为老板赚钱。这样计算起来，当然一个月就达二万起。据推测，二万起的根据可能就是这个。(见《虚构》第252页)

我们说田中是虚构的专家，一点也不会冤枉他，前面出现了“据说”和“估计”，这里又用计算的“假设”和“据推测”作为对历史评论的“证据”。

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在疯狂屠杀市民的同时大肆强奸妇女、发泄兽欲，据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并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

马吉牧师就日本军强奸妇女的问题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说：

12月17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

鼓楼医院麦瞳勒姆牧师，用12月19日的日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反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底里病。(《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17页)

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国事法庭上提出：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的手段有强奸、**，凡拒绝被强奸者都遭杀害；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的牙，其状惨不忍睹。(《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44页》)

许传音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举了一个不堪入目的例子：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复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这一家有11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70多岁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个全部杀害。家中有17岁和14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内；另一个**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一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才幸免于难。(《记录》29号，载前引书Ⅰ，第29页)

许传音博士证言的内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得到马吉牧师的证实，他说：在那一家里到处都是血迹；如果他当时带有摄像机，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下来——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又经检察方面调查证实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栗，岂容五岛用日本军“嫖娼”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加以否认。

对于日本军强奸的暴行，我们在《铁证如山》一节中曾经引用了王芝如的证言，她家当时住新路口，一家9个人被杀害7个；其中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岁。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当年7岁，亲眼所见，她背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许传音博士编写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例举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就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军444件的犯罪事实，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军强奸妇女的暴行。许传音的记载是不够全面的。但仅仅就此也可看出日本军在南京强奸暴行的严重程度——安全区内有外籍人士监视，日本兵多还有些顾及，而在安全区之外他们便随心所欲，一般的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他们都一逞淫欲，先奸后杀的甚多。强奸暴行很多，仅在《南京暴行报告》中摘录几个典型如下：

12月19日，日本兵闯入北平路59号，前天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

12月19日下午7时半，两个日本兵**怀孕9月的17岁少妇，9时，阵阵腹痛，12时婴孩落地。今晨2时送鼓楼医院，产母神经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