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名将――左权(1)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察”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

王明打击、迫害他，**、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责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惊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

农家子弟，弃文从武，入黄埔，进伏龙芝军校，饱读兵书，韬略满腹，却遭遇“莫须有”，一夜之间被撸掉军长兼政委职务，险些报国无门。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六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辛酸。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七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为难地说。

“我自己想办法。”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一笔钱进了学堂。他八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上学。普通的孩子五年就读完高小，而左权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

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即席挥毫，写下了“勿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

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本校中国**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

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醴陵招生。程潜也是醴陵人，看重三湘子弟重气节、尚诚朴、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以期培育整军经武之才。左权与蔡申熙、张际春等一批醴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

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

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